明倫月刊第18期
中國文化與佛教(蘇友仁)
●蘇友仁
中國文化素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中心,乍看之下,似乎和佛教有點兒不相容,但祇要諸君仔細深入研究,便可以發現他們有類似的地方。
(一)佛教與佛學:佛教就今天的形態看,是一種宗教,而且佔的地位是相當重要。一般宗教強調的是信仰,不許追根究底,否則即戴上「謗教」的帽子,因此常為學識界指摘為「教條主義」,沒有實際理論基礎,加以反駁。佛教是民主、科學、有高深的理論為基礎。然教義過於深奧,非常人易接受,小者避而遠之,更甚的斥為消極。佛學有經、律、論三藏;經是佛陀說的,待他圓寂後,弟子們結集筆錄下來。律是生活規範、戒條。論是高僧大德,於經之研究有心得,加以闡述,學佛是親身體驗,效法佛陀言行、持戒、修定達到智慧覺照。從三藏深入研究是鑽研佛學,修戒定慧是學佛。
(二)當今大專學生研究佛學的重要:當今科學昌明之際,新的知識不斷產生,此輩青年常識遠勝往者。為何人心惶惶、嬉皮之風盛行,蓋心靈的空虛,欲心靈平靜,則須借重宗教,信仰佛教,研究佛學。時下醫生技術之高明者,不乏其人,然論到醫德,令人感慨;那態度之傲慢,保證金首要,生命安危其次的作風,病人莫不怨聲載道。此乃其未受宗教薰陶,心靈缺乏潤飾。倘若大夫們皆能摒棄所知障,利用業餘研究佛學,以宗教涵養心靈,於彼於己,莫不有所裨益,德智並用,則受用無窮。
(三)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文化是文字教化,從縱方面講是時間的累積,橫的方面,舉凡政治、教育、典章制度、美術、音樂等皆屬。史載佛教傳入中國是在東漢明帝,迨南北朝,上至皇帝下至飽學之士莫不以研究三藏為務,是佛教影響中國文化最大的時期。隋唐之際,禪學之風大盛,佛教對中國人的思想云為,其影響已是根深蒂固。宋朝理學家,表面上雖然揚儒抑佛,然集理學大成的朱熹,在注釋論語四書時,於心性方面,常取佛學家語。佛教出世,慈航普渡的思想,與中國道家無為,淳樸,人民的愛好和平思想相融,於是很容易受中國人接受。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道理,與大乘相近。原始的宗教,起於感恩之心,敬神、拜天、拜蛇、拜山水神,以科學眼光是一種迷信,但惟有這種迷信方能維繫人心,佛教的傳人,信解行證的四大步驟,改造了中國固有的宗教思想,人們不再是一味迷信,開始求知、力行。科學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信仰是大膽假設,解行證是小心求證,彼此不是不謀而合?佛教是科學,也是「迷」信,於事不迷焉有所成就?科學的昌明,邪說橫行,貶斥宗教,拜天之風漸消,感恩之情亡,不知飲水思源,不知感恩圖報,子不孝,父不教,仁義敗壞,背道而行者,舉目皆是,人心不古,社會大亂。
(四)中國文化倫理思想:中國文化的特質為倫理道德,倫理道德的中心思想為「中」。書經乃歷代聖賢傳位,傳道的記載。書經:「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代表無為,天予人歸,天人合一的思想,自此開端,三代道德政教合一。道德必須有具體的形式方能受用,道德須與政治配合。今世政治的紊亂乃是無道,三代之大治乃是政治、道德配合無間。堯傳位予舜言:「允執厥中」。舜傳禹時擴充之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之聖人將以天下予人,未嘗不告之治世法要。「中」的思想為歷代聖賢心法。「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者體也,庸者用也。」子思提倡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好道也,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者,誠之者擇善固執也。聖凡之分在於一念,一念之善為聖,一念之惡為凡夫,一念善福報無窮,一念惡萬劫沉淪,可不懼乎?如何超凡入聖?金剛經:「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惡之已生者,不貳過,未生者,令勿起,即「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倫理道德之實踐有四德,五常,四德者: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五常:仁義禮智信。孔子治學之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茲將五常與佛學比較即五戒,而三慧聞思修,信解行證,又類似孔子治學五法要。
佛教的東傳,影響中國文化至鉅,由歷史文物,美術雕刻,諸大儒士學說可證,儒釋道三家不相斥,僅是意境深淺不同,欲維繫人心,強國安民,惟人人研習佛學及學佛,方克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