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現代，並不是斷裂而毫不相關的兩個山頭，而是相續不斷的一條河流。只不過這條河流在上個世紀初轉了個大彎，進入了嶄新的地貌景觀而已。晚清民初以來的激進思想，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迫局之中，意欲全盤捨棄傳統、擁抱西方，以為可以從一個山頭瞬間跳至另一山頭，此種浪漫的懷想，徵之於世界各文化傳統，尚沒有成功的案例。若借用佛家的用語來說，則是犯了「斷滅見」的過失，不符合因緣相續的歷史實相。
　　任一文化傳統，必然都有其具備恆常意義的精神資源，但也可能同時衍生出種種流弊。因此中國古代有「通變」、「因革損益」等觀念，認為「生乎今之世，反（按：意為復）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禮記．中庸》）若固執於傳統而不知變通，定難長久，這是傳統文化必然需要經過現代轉化的原因。然而有所革必有所因，如若捨棄了對傳統的繼承，則轉化亦將無從談起，而定然會表現為對其他文化系統的盲從。晚清以來的華人社會，所患者應不在於拒斥現代化，而在於不斷現代化的過程中，遺忘了傳統文化，從而也失去批判現代化的資源。
　　雪公擁有深厚的傳統學術根柢，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姿態，力圖在一意西化的時代洪流中，維繫中華文化的命脈。他的中華文化觀與教化理念，均自成一家之言。首先，在中華文化觀方面，雪公以孔學為主體，拈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做為統攝中華文化的綱領，在此體系中，不僅兼具知識教育、品格教育與生命教育，並且因強調從具體的倫理實踐（仁、禮）入手，避免了近世以來儒學空談心性的偏頗，以及現代教育純重知識技能的流弊。而除了孔學以外，雪公亦承繼晚清以降的風氣，兼弘儒佛，既重視兩者之間的會通與一貫，又表現為「內佛外儒」的型態，不混淆兩者的分際。
　　雪公另透過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判釋，指出其各自的特性，雖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流弊加以批判，但亦主張在中華倫理之教的宗旨下，吸收歐美科學的長處，而進至於佛學的解脫。其次，在教化理念方面，雪公強調人格的奠定是一切學問的基礎，他以此為根本精神，進一步開展出「研經、言語、文章、辦事」等雪門四科，對傳統典籍取精用宏，為學子指點出明確的修學進路。其最終目的，則在希望弟子將所學會歸實踐，真正發揮改變身心、轉移風氣的作用。
　　雪公弘揚中華文化，相異於學界的著述立說、考據思辨；也相異於政府的意識型態建構；他面向社會，以身作則，重視實踐與受用，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更具體地說，他所闡揚的中華文化，不是學術型態的，不是官方型態的，而是民間型態的。這對於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學的現代開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余英時先生認為，自辛亥革命以來，建制化的儒家思想已被迫從國家組織、教育系統以至家族制度上撤退，在現代社會中，儒家思想要發揮影響力，唯有通過「日常人生化」來達成。也即在修身、齊家的層次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而對治國、平天下等公領域，則只能以「背景文化」的地位發揮間接影響力。大致類似西方現代政教分離的情況。
　　依此而言，儒學在現代社會中雖不再有過去那般鋪天蓋地的影響力，然而也避免了作為官方意識型態所帶來的僵固化、權力化等弊端，反能在肯定生命意義、確立道德價值、和諧家庭倫理、通達人情世故等方面，提供現代人許多智慧資源。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的重建，不會是政治制度、社會型態上的復古，而是在前述各方面給予指導，使人們在現代社會下可以安身立命。在這一意義，雪公的教化事業無疑已經做了極好的示範。（摘自《李炳南先生教化作品與生活紀錄數位典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