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文人，在中國的文學及儒學史上，自有他的崇高地位。尤其他的古文，更是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歷代的人，都是推崇備致。其次是他因闢佛而被列為理學的遠祖。事實上，他的門弟子李翱，才是理學的遠祖。本文就是要來研究其中的因緣，並不是對韓愈的人格有所貶抑，而是就事論事，討論一些被人未經思考就接受的觀念。
　　一、韓愈著論闢佛乃激於張籍之勸
　　新唐書張籍本傳說：
　　「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駮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
　　新唐書所引之答書，就是今傳的韓昌黎集內的重答張籍書。而答張籍書、重答張籍書二文，編韓子年譜的人，因為答張籍書中有「薄晚須到公府。」就定此二文為作於貞元十一年（西元七九五年），當時韓愈正為董晉的幕僚，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應是四十多歲時的作品。
　　現在的韓昌黎文集，在答張籍書二文之前，附錄張籍致韓愈的兩篇文章，不知錄自何處，可是收錄入全唐文，而張司業詩集卻沒有收錄。他的第一篇說：
　　「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膠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張籍就是責備韓愈作毛穎傳、送窮文等文，為駮雜之說；與其有駮雜之作、博塞之戲，倒不如著書立論，以接嗣於孟軻揚雄，以辨釋老而弘揚聖道，而韓愈的文才，正足以當之，所以勸他著論闢佛。而韓愈答張籍書說：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又遺書韓愈說：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眾，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遇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韓愈又作重答張籍書說：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
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虐謔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綜合上面四篇文章，可定為作於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年）。因為張籍指責韓愈作駮雜之說，是指韓愈的毛穎傳及送窮文等的遊戲文章。送窮文作於元和六年，文有明言，而毛穎傳當不晚於元和五年之作。呂大防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考定為元和七年是錯誤的，因為柳宗元在永貞元年貶為永州司馬，總共在永州十年，而柳氏在元和五年作與楊誨之書說：
　　「足下所持韓生毛潁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柳氏所說的「今作數百言」，就是「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把事情本末敘說一番。由此我們可知毛穎傳大致作於元和初年。而毛穎傳一文，詼諧戲謔，為當時士林所竊笑，以韓愈的盛名，而作這種遊戲文章，自然是不太恰當。所以張籍遺韓愈的第二書說：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為戲也。……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而且韓愈答張籍書中說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則此書應當是作於韓愈四十歲之後，不到五十歲之間。
　　重答張籍書說：「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考之孟郊舊唐書本傳說：「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而鄭餘慶舊唐書本傳說：「（元和）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則「孟郊將有所適」大致指隨鄭餘慶到興元的事。而孟郊卻在路上暴卒，有韓愈的「貞曜先生墓誌銘」記載其事本末，而此文則作於元和九年八月。到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韓愈在元和九年以前的闢佛僅是「宣之於口」而沒有「書之於簡」元和九年，韓愈四十七歲，完全符合上面所引的文辭。
　　至於韓愈什麼時候開始作論闢佛呢？大致是照他自己所說的：「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又說：「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所以韓愈的著書闢佛在他五十歲以後，思想逐漸醞釀成熟，把「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膽子壯大了，所以在元和十四年，他五十二歲時，寫諫佛骨表，正式闢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