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不那麼容易淡忘的話，應該還記得民國初年時，某大學者寫了古史辨一書，否認了堯舜，把禹解釋成是一隻大爬蟲，是原始時代的圖騰，經過神化。而為人所尊崇。本來學術自由，人人可以發揮自己的見識，建立自己的學說，是一件高尚的行為。可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件事不能只看正面，還要看反面。就好像醫藥只看到它的正作用而忽略了反作用，經常是趕走了老虎，又進來了狼，情況是愈弄愈糟。上面所說的古史辨本是疑古派的翻案文章，可是它打擊了民族自信心，影響人心是不可以道里計的。就在日本人策動九一八事變之後，強佔東三省（即今之東北九省）。我國向國聯申訴，而日本除了軍事本位的干預之外，又有學理上的反駁，說是東三省不是中國的領土。原因是中國自己的學者，懷疑堯舜禹的真實，大禹既是一隻大爬蟲，尚書的禹貢有天下九州的說法，自然不足取信，九州既成虛妄，日本出兵占領東三省成了於學有據。筆者有時想，這位古史辨的作者，如果不是日本的內應，已喪失良心的話，定會為自己的著作而痛哭一場。因為別人以他的邪說巧立名目來侵害自己的國家民族，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任何做學問的人，一定要考慮到著論立說時，是不是有偏差？西洋人以求真，求善，求美三者來衡量一件事的標準是可取的。有些事真則真矣，可是不善，所以春秋有為尊者違，有為賢者諱。有些事善則善矣！實則不真。而有些事美則美矣！本身不善。這些都是我們做事之前所應探取的參考。
　　很不幸，當今的某些有關佛教的著作，多沒有具備這些條件。過去某一位大學者，研究唐代的禪宗史，本身不具備定慧的能力，不了解公案，而胡說一陣，把禪宗、祖師的「訶佛罵祖」解釋作「民族主義」。許多人崇拜他，也有許多人責罵他。任何稍具定力的人，都知道「訶佛罵祖」不是「民族主義」的內涵。數年前，某學院的博士論文，談到佛教的闕失時，曾把公案中的「殺父殺母」，與馬太福音中的「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一事相提並論。本來學術自由，別人不容多言。可是這位國家博士，一向是以說禪宗享盛名，不久前還到外國法界大學去「講」禪宗。這件事就不是可以「誤人子弟」來形容了。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學理，筆者不願多談，可是佛教徒如果要「殺父殺母」才能成為佛教徒，真是荒謬絕倫的說法。本身不了解「於相離相」的道理，就少著論，尚可多積陰德，如何只逞一時口筆之快，而譁眾取寵呢？偏偏這篇論文竟也獲得通過，且流入市場，真是令人感慨當今的學術水準了。傳燈錄及四家玄錄有一件公案：「百丈大智禪師，一老人聽法曰：『僧住此山，有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遂對曰：「不落因果。」墮在野狐禪，請和尚代一轉語。』師曰：『汝但問。』老人便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曰：『今已免老狐身，只在山後住。』依亡僧例焚燒，巖中果見一死狐，積薪化之。」一字之誤，而致墮野狐五百世，以「殺父殺母」稱佛教，是野狐的野狐了。其他某些講義理之學的名學者，從來不知定為何事，慧為何物，竟而大談佛性，侈言般若。雖然可自圓其說，自成系統，但是所說的是他自己一家的佛性，自己一家的般若，與修行證果扯不上關係。如果把這些說法也「依教奉行」，只有誤了自己，道業一點也不能稍有增長。
　　以上是教界以外的言論，只要略具佛學知識的人，一望而知是假古董，毫無價值。可是若干教界的者宿，著論仍有偏差。既然奉行淨土法門，一心念佛，如何還勸人分心念其他佛號呢？荀子勸學說得好：「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念佛既是求得一心不亂，而分心念其他佛號，雖不致於「事兩君者不容」，但自亂方寸，與一心不亂之義相戾。心念的專一，其間不容一髮，既奉行淨土法門，不應再分心求生東方琉璃世界才是。
　　學佛的魔障太多了。我們好不容易才培養起來的一點慧根慧命，不希望毀於一旦。如果不小心而找錯人，就像找錯醫生，開錯了藥方，是會藥死人的。當然醫生是藥死人的身命，而一些不成熟的言論不是殺人的身命，而是殺人的慧命，人的慧命一旦斷絕了，與行屍走肉又有什麼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