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第九篇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句話是記載孔子的平日言行。兩千多年來，一直到今天，對於孔子的言行，因一字的誤解，而導致了極大的錯誤說法，談到注解論語，流傳到今天，最早的要推何晏的論語集解。集解說：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一般人都把利、命、仁三者，因中間有「與」字，而認為三者同為孔子所少談。論語集解可以代表漢儒的看法，而朱熹的四書集注則可以代表宋儒的看法。朱子集注說：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集注雖與集解的說法，稍微不同，可是全部的內容仍然是大同小異。因此漢儒與宋儒對此章的說法可是一致了。近人錢穆的論語要略，對此章的解說則獨標異幟，他說：
　　「此記孔子日常所言論也，今按利命仁三者，孔子言仁最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孔子遇難有不避，則曰有命，如遭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是也。孔子見利有不趨，則曰有命；如彌子招孔子主其家，孔子拒之，曰：『有命』是也。孔子當敵仇有不報，則曰有命；如公伯寮愬子路，孔子不引以為怨，曰：『有命』是也。凡孔子言命，皆有甚深意味，急切難以喻人者，而諉之曰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孔子深許命也。而論語載孔子言仁最多，蓋孔子視仁極重，故群弟子凡孔子言仁，皆詳記焉。至於利則孔子雖畢生孜孜，志在利濟，然利為人所樂趨，恐言之而多誤會賴藉，故孔子罕言也。」
　　錢氏此說，甚為可取。因為孔子曾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孔子罕言利。至孟子時更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太史公讀了都要棄書長歎。至於與命、與仁之「與」，錢氏解釋作「贊許」，非常恰當。孔子因贊許人能知命，所以能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在在都是證明孔子贊許有命。至於贊許仁德，尤為論語的一貫宗旨，雖然孔子不輕許人以仁，可是怎能說是孔子罕言呢？
　　錢氏把「與」解釋作「贊許」是不是有訓詁學上的證據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論語：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治長第五）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第十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先進第十一）
　　這三章中，「吾與點也」及「論篤是與」的「與」，只有作「贊許」的意義才可以說得通，而「吾與女弗如也」如解作「我和你都不如（顏回）」恐怕很不合理，孔子難道不如顏回嗎？不如解作「我贊許你不如（顏回）的意境來得高明，而且正確。同樣的解釋，來說明禮運大同章的「選賢與能」的「與」字，由「贊許」而引申作「推崇」，義理更臻完美。如此始可與「講信修睦」成對仗。
　　除此之外，與和許在音韻上有相通的一面。與，余呂切，語韻。許，虛語切，語韻。與和許同韻。又與字應為形聲字，從山與聲，卻音徐語切，而和許字同聲同韻，可見上古的「與」和「許」或即同音讀而混用了。
　　基於上面的訓詁，我們知道孔子很少談到利，而只許人有命，且非常贊許仁德。後世不察，又把「命」字解作「性命之學」以為孔子亦談心性的根據，只是孔子少談罷了。殊不知心性之學至孟子始稍微談及，而其目的，乃在告訴人可由擴充一己的善端以至於成為聖人而已。後世又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相比附，遂令後世侈談心性，而迷失孔子的「本來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