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學術思想以仁為中心，仁是最易行的，所以說：「苟志於仁矣！吾未見力不足者。」但仁也是最難行的，所以「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易行，則人人可行；難行，則必須拳拳服膺，不可中道而廢。仁的體相大抵如此。
　　由此我們知道，孔子對人不輕易以仁相許，不是沒有原因的，仁既為生命的真幾，就必須透過無止盡的復性工夫，乃能逐步靠近，而真正做到如此的，能有幾人？因此，公冶長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不知其仁也。」又同篇子張問令尹子文，孔子也說：「不知，焉得仁？」但奇怪的是，孔子對管仲獨獨以「如其仁」稱之，此不免造成後儒的疑惑。
　　其實這其中另有深意，必須詳細推求之。首先我們看論語憲問篇：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章有三箇問題必須注意。第一：子路問的是「未仁乎」，跟前面孟武伯「子路仁乎」問法不同。第二：所謂「九合諸侯」，指的是表現在外的事功，非指內具仁德。第三：「如其仁」含有不確定之意，和當面肯定「其為仁者」大有不同。
　　就第一項而言，孔子的意思是說，「管仲不死」不是「未仁」的必要條件，即使仁者處在當時情況，也不妨「行權不死」。由於孔子一向因材施教，又且因問設答，故子路的問法，孔子著重於稱許管仲的事功，表示有此事功，則其不死只是變通行為，不足以就此斷其未仁。但如果子路問的是「管仲仁乎」，則孔子的回答必然不同，此甚為緊要。
　　其次，管仲的事功表現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就此而論，當然維繫了華夏文化於不墜，其功勞不可謂不大。但我們卻也不可忘記，具仁於內，乃能行仁於外，管仲的事功固然是仁者所應為，卻不是仁者的「充分條件」。換句話說，仁者必然會表現出管仲那樣的事功來（如果客觀環境許可的話），但表現出那樣的事功，並非就等於仁者，其間差別實不可道里計。
　　復次，「如其仁」的「如」可解釋為「乃」，整句是說：這是他合乎仁的表現（且可能是唯一的）。此僅就事功一事而言，而不及他，故仍不等於仁者。
　　由上看來，孔子的意思很明顯，管仲的功勞誠然澤及萬邦，所謂「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卻不見得是仁者。所以論語八佾篇，孔子說：「管仲之器小哉！」又說：「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試想，仁者若還如此，「仁」又豈能作為終極目標？
　　孟子是承接孔子的，當然也了解孔子的真意，因此他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當公孫丑問：「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的時候，孟子非常不高興，曾引曾西的話說，管仲的功業「如彼其卑也」。可見孟子眼中，管仲的霸術，當然更算不上仁者了。
　　要知，孔子的話好比春秋之筆，「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其影響後世至極，故不得不求其至當。假如孔子一語抹煞管仲的功勞。斥其為「不仁」，則天下將以事功為不足取，便再也沒有人肯尊王攘夷，維繫文化了。如此，其遺害於蒼生者將必無窮。而孔子遠慮及此，正可見聖人的一言一行，必有足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