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復性書與後代理學之關係
　　近人鍾泰中國哲學史說：
　　「自漢以來，儒者所尊，孔子之書而已。孝文為孟子置博士，而後旋罷。趙邠卿（歧）作孟子注，謂『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見孟子注序）則其時孟子，亦只六藝之羽翼，未嘗重之也。至唐韓愈，始言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而二桯出，又特表章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朱子為大學中庸章句，首引程子之言。曰：『大學者，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蓋自是之後，儒者之說，莫不原本於此二書。而自元以迄有清，且以合之論孟，雖為四子書，與五經同著為校士之目矣。竊嘗考之。二程之表章中庸大學，亦受佛教之影響。蓋佛氏之說，不出心性，而精微博大，於儒書中求是足以相抗者，實惟有此二篇。故特表而出之。以見吾儒自有家寶，不必求之異學。此與魏晉老莊盛時，相率而談易，正同一例。皆以其理相近，連類而率及也。且中庸說，見於漢書藝文志者，不可考矣。今書雖不存，而觀顒與梁武皆通於內典，其為糅合儒佛，固可想像得之。至若李習之作復性書，極闡中庸誠明之旨。習之亦有得於禪者，則中庸之著於世，要與佛教有關，尤歷歷足據也。大學一篇，自唐以前，無專道及之者。而前乎二程者，有溫公之大學廣義，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有中庸廣義，皆一卷，今並不存。）此與范魏公以中庸授橫渠，並為大學中庸不自經學始重之證。然溫公雖詆佛，（其門人劉安世，即以溫公詆佛為不免於鹵莽。）而語明道，謂『近日有個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曰：『只有一個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此即是禪家伎倆。（見程氏外書）以此言之，溫公之廣義，亦必感於佛說而發。但或不及二程之益加細密耳。顧二程既以學庸為轉佛入儒之梯，亦即持學庸為護儒改佛之劍。其前此藉經於佛一段，遂隱隱為其瞞過。而學庸二篇，沉埋於前，而忽發露於後。亦更無人推其所以然之故，是則可惜也。」（附論：程表章大學中庸）
　　朱子也說：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朱熹全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
　　韓愈、李翱向為人所推尊為理學之前驅，而李翱實在韓愈之前始為正確。李翱並不是表彰中庸的第一人，可是他借用佛理來解釋中庸誠明之道，則是第一人，而且下開有宋周濂溪論誠的基本源流。鍾泰已說過宋戴顒有中庸傳、梁武帝有中庸講疏，雖然其書不存，可是很可能也是借用中庸來比附佛學，唐人有此見解的人不少。如劉禹錫贈別君素上人并引說：
　　「曩予習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于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廬之奧爾。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揚慧火，巧鎔惡見，廣?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穾（案：即☆）奧於中庸，啟鍵關於內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不知余者謂予，因而後援佛謂之道有二焉。……」
　　貞元四年唐德宗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序說：
　　「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夫誠己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也密，化育之功也大。春風發吹，萬類咸滋。旭日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清，孰云區別，殊塗一致，其理固然。」
　　以上兩者乃是在貞元十七年李習之作復性書之前，古人略為言及中庸可與內典相比附的例子。而與李翱幾乎同時的權德輿，則有比較深入的看法，他說：
　　「以釋氏之定慧，納諸誠明，用濟斯人，共陶鴻化，足以光策書於東觀，資聖壽於南山。」（中書門下賀降誕日麟德殿三教論議狀）
　　「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褒衣其極致一也。」（唐故章敬寺百巖大師碑銘）至宋曾鞏梁書目錄序，則直論佛教之得失，且認為可用誠明之道，以正佛教之失，文繁不錄。
　　以上數則例子，都只是偶而提到中庸可與內典相伯仲，甚至可以與內學相抗拮，而像李翱數千言的論性，則渺不可得。實際上自李翱作復性書之後，中國哲學史上論性之書，如雨後春筍，一個一個出現了。首先對習之不滿的是他的好友韓愈。李翱在貞元十六年娶了韓愈的姪女，貞元十七年作成復性書，韓愈非常不滿李翱雜佛老之言，而又不便指明，因而作了原性。他說：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慾。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笑言而不異！」
　　此文首言性情之分，續言七情之內涵，未始不與復性書同軌。所以近人查猛濟、馮芝生等人都以為復性書乃依原性而分性與情，其實復性書在原性之前。其理由有下列數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