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復性書上說：「吾自六歲……與人言之未有是我者。」以韓李關係之深，韓愈必當親聞李翱的見解，可是不表贊同，所以韓愈一定在復性書作成之後，予以正訂，可是因李翱為姻親，不便明說，因而他說：「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或即針對李翱而言。可是李翱佛學功力所至，退之不能深入，所以不免有如是之饑。
　　第二：古文辭類纂文後諸家評語，言多中肯。而原性之後錄有：
　　「朱子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
　　「劉海峰曰：樸直明理之文，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蓋謂此等。」
　　如果朱子與劉海峰之言可信，則原性當為永貞元年時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所提到的舊文。而永貞元年即為貞元二十一年，所以許多人都把原性、原道等書，認為大約成之於貞元二十年或者更前幾年。如果在貞元二十一年韓愈有這件事，則原性成書自然在貞元十七年之後的貞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年之間寫成無疑。所以韓愈是激於李翱之作，而作原性，應是無疑。
　　第三：一般人因為認為李翱是韓門弟子，未詳考李翱的生卒年代，於是認為韓愈大了李翱許多，其實李翱僅小韓愈五歲。其間來往書信都稱韓愈為兄，未嘗以師稱之，為什麼在李翱二十九歲作成的復性書，一定在韓愈原性之後呢？
　　第四：韓愈闢佛，始則宣之於口，張籍因為韓愈喜作駁雜無實之說，所以勸韓愈著論闢佛，而韓愈則答以至五六十歲之後，未為太晚，也冀其少過，所以韓愈真正著論闢佛乃在其五十歲之後，（案：詳見拙作韓愈闢佛始末考，明倫雜誌七十至七十三期）所以五十二歲作諫迎佛骨表，時為元和十四年，原道成書甚晚，應在韓愈晚年思想成熟，始有是作。所以程伊川說：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少時作）（二程語錄卷十一）　　程伊川也是認為原性為少時作（案：未必為少時作，約在三十五歲左右作成），而原道為晚年之作。而伊川未知原性是激於復性書而作的。
　　附帶在此一提的是：原性之性具上中下三品，其實是融和孟子性善、荀子性惡與揚雄性善惡混的學說而成。程朱等人皆遵循之，然後開創出義理性、氣質之性以補足性論之失。不管此論如何被人視之為儒學正宗的性論，可是與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的內涵，似乎不甚相契，私衷學識淺陋，對於古人不敢妄論，願明者能以告我。其次許多人因為韓文有五原，而認為五原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其實有什麼理由支持此一說法？原性與原道的思想內容即大不相同。作原性時，孟、荀、揚等同視之。而原道則以「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既然荀揚不得其傳，則荀揚之性論如何可取？所以伊川獨具慧眼，判定原性為少時所作，而原道為晚年所作。原性與原道，成書年代決不在同一時期。私衷認為原道應是在長慶年間所作。所以復性書早於原道約有二十年之久。
　　復性書既然早於原道約二十年之久，則理學前驅的地位，自然不得不讓予李翱。後人因不明李翱之生卒年代，且不明韓李之確實關係，加以韓愈為「文人之雄」文名太盛，李翱自是望塵莫及，所以常人出之於想當然耳的把李翱列在韓愈之後，同時有宋的理學家對於李翱之援引佛學深為不滿，所以李翱也就千餘年來，一直冤沉不顯，實在是令人惋惜。其實朱子也說過，李翱之論中庸，下開周濂溪論誠的先風。而近人馮著中國哲學史則認為宋學之重孟子、大學，始於原道，而其實復性書早於原道約二十年，其內容較原道所引之書，有過之而無不及。綜觀宋學所根據的孟子、論語、中庸、大學以及易傳，復性書都括引了，只是道統說為原道所提出，而韓愈提出道統，目的是在闢佛老，而以道統至孟子而絕，韓愈隱隱以當代的孟子自居，所以先明道統之可尊，然後韓子之道也可尊。就憑這一點，而列韓愈為宋學的遠祖，私衷認為都是未詳考的緣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