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器，在我國早期文化中有其崇高的份量，在世界古銅器史上亦佔有出類拔萃的地位。它上繼「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傳統，並保留著石器時代和彩陶文化敦厚純樸的遺韻；下啟發於鐵器時代及近代史的文明。
　　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又「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從此三段文字，已敘述始鑄鼎象於夏，以德遷鼎於商周，由此可見當時重視道器之風的一斑。
　　我國銅器盛行於商、周時代，變化於春秋末年，復興於戰國，到了漢朝逐已式微，因而北宋籍錄嘗有：先秦彝鼎，兩漢多出於山川，為古重器」之云。商周之季，文字發達，禮樂初備，於器物之上，不但供以實用之外，尚且重視文教化育之功用，因此在設計文飾鑄造形制上，皆有一定的規範，和周密精美的款式。也可以說表現出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道統。如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講究的是「道器並重」的藝術。
　　銅器的起源，在過去的資料報告：商器則在遷殷（即西元前十三世紀）為開始，至武王克殷（西元前一○二七年）止。但近又因隨鄭州二里岡文化出土的殷器顯示，以及鄭州洛達廟等地所發現一種前所未見的文化遺跡，其中有不少器物形制與龍山文化有某些相似之處，較二里岡時期同類器物的祖型，也就是說它是介於龍山文化與商二里岡文化的中間體。因此諸多專家疑惑此或是「夏墟」（即西元前十九世紀－前十六世紀）器物。
　　銅器的品類，以為日用，或為禮儀，或為紀冊命，或為紀征伐，或為契約用的，功用盡管不同，其種類大別之可分為食器、酒器、雜器、樂器及兵器等。
　　食器包括烹飪器和盛器，前者有鼎、鬲、甗等，以三足或四足，足間可置薪火。後者有簋、豆、簠、【須皿】（音許）等，大都有耳蓋圈足，此外尚有俎、匕，俎用以切肉，匕用以取食乃汁，惟俎、七傳世者不多。
　　酒器包括容器、溫器和飲器三種，飲器有爵、角、觚、觶、斝等，觚觶為圈足，爵角斝　為三足又是溫器。容器有盉、尊、方彝、鹵（此處唸友音）、觥、壺、罍、瓿等，尊等都是圈足，僅盉為三足或四足兼為溫器或為調和器。此外，勺為取酒器，禁為放置酒器者，勺及禁傳世不多。
　　雜器包括水器、照明器及化妝器等，日常用者水器有盤、鑑、匜，照明器有鐙，化妝器有奩，其他有帳構帶鉤等。
　　樂器重要者有：鐘、鎛、鉦、鈴、鐃等，因大小懸殊，及用途而異。
　　兵器重要者有斧、矛、戈、戟刀、矢鏃、弩機等。
　　銅器的紋飾；以獸面紋為主體，繁衍出許多新奇絢麗花樣，其演變乃由粗獷遒勁而轉入縝密剛利，結構上有著強烈對比的感覺。其中以雷紋或迴紋在圖案中的地位逐漸顯著，圖案的中心線兩旁，刻魚獸目尤其顯得突出，乃其誇張到極限度。這些紋飾給人有著靜穆和敬畏的感覺，或許也付與警惕告戒的作用，如食器上的「饕餮紋」等即是。
　　銅器的銘文：古彝器的銘文曾分四階段，一、為初生銘文，「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圖記，以示其所有」，以商器銘文為多。二文化遞進銘文，「與竹帛同，直古人之書史矣」，以西周器文為最顯著。三、春秋中葉以後有「書史性質，變而為紋飾」。四、「復返於粗略之自名，或委之於工匠之手，而為『物勒工名』」則漢以後器文即是。商器多無銘文，或僅一至數字之間，而且多係圖形文字。
　　據殷彝器中圖形文字之一解說：「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義，蓋所謂『圖騰』之孑遺，或轉變也。」殷商銘文多記作器的人，或是某為某人作的器，其故，是以祭祀、賞賜為多。周器銘文，初期猶襲殷商遺風，成王以後之銘文，從秀麗雄偉的書風，傳入嚴正遒勁而有古風的書法，而且銘記比較詳實緊湊，乃甚達五百言之多（毛公鼎銘文即是）。降及春秋，銘文異體朋興，各顯意匠，各具風格，同時也顯示出各區域性的文化色彩。戰國彝器形制與紋飾，雖見復興，而銘文趨見沒落，器多無銘文，即有，多草率之作。至於異種金屬鑲嵌所謂「鳥蟲書」者，只可謂紋飾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