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記孔子言論的，大約有三例。第一是通義之例：就是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這是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論語所記孔子的話，十分之七八屬於此類。
　　第二是特義之例：就像弟子們問仁問孝，以及弟子時人問事問人，都就著問的人、質性才識的偏全寫下，以及其時其事其人其理之是非邪正，作不同的答覆。一面是用來因宜施教，收取「求進由退」的效果；一面是就著百慮中顯一致，不同的途徑中指示出相同的歸宿。它的形式和通義不同，它的效果是一樣的。論語所記孔子的話，十分之二三屬於此類。
　　第三是有為而言之例，也就是這篇文所要專論的。此例就文字來看，和通義沒有區別；就它的涵義觀察，卻是特有所指。若不知道所以要為此言的人和事。即便是由孔子親自受教的大賢人，亦不能得到真正的了解。而且那道理都是有所刺激有所感觸才引發的，猛然一看，和通常的道理牴觸，和聖人平常的言論有妨害，叫人詫異。可是又用了通義的體裁，尤其是不易分別，難於求解。這一例子，論語中絕少。
　　陽貨篇：「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這一章就是有為而發之例。因為它把女子與小人並論，簡直是以女子和小人相等，這道理實可驚異。那麼女子小人是指所有的女子小人呢？還是特指某一女子與小人呢？
　　歷來注經家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指一般的女子小人，就是通於一切的說法；像孔潁達論語正義說「此章說女子小人都沒有公正的本性，難於畜養。」就是以女子小人為通稱。那就像前邊所說的：把天下古今的女子包括在內，和小人一樣的來看待，這那裏像聖人的話呢！孔子論周武王賢才之盛，說道「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以婦人焉，九人而已！」把婦人列在盛過唐虞的人才中，對於太姒可說是推崇備至。這是見於論語本書的證明。春秋以一萬多字記載二百四十二年天人相與的道理，該寫的寫上去，該削去的削掉，非常的嚴謹，即便是貴為諸侯卿相，竟有得不到一字褒美的。而對於宋伯姬的死，褒美他至再至三，不厭其詳細。他對於女子德行的推崇敬重又是怎麼樣呢？這又見於聖人親自著作之書的證明。舉出這兩個證明，其餘的可以不要提到了。那麼以為泛指一切女子小人，和論語春秋所說的對照，那道理是不可通了。孔穎達也知道他的解釋不對，又作了例外的救正，說是「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那麼女子是指非賢明的，就是邏輯學的「不周延」，然而他上面所說的是包括一切女子的「周延」，豈不前後矛盾，成了自己的話互相違背嗎？而且聖人的話，像日月經天，一字的貶責，比斧鉞還嚴厲，那能隨便用那括一切女子的全稱，不作分別，使得文母伯姬混濁在女子一詞裏，使人有薰蕕同器的懷疑，這豈是脩辭立誠的教化嗎？我們拿孔子正名之義，來度量這句話，不可能有不周延的例外；如有例外，也必不儱侗的講了。再從辭句上來看，如果含有例外，而文詞不能言外見意，一定要等待一千多年以後論語正義的解釋才表明，那也就不能算「辭達」了。從這裏可知正義的解釋是不對的。
　　一種是解女子小人是臣妾，也就是特指某一類的人而言。像朱子論語集注說：「此小人，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然而這裏是說的女子小人，並不是用臣妾二字。普遍的翻檢許多書，沒有把「女子」作「妾」的代稱的。聖人稱名，都是用常用的名詞，果真像朱注說的那樣，何不直接用臣妾，使名稱正當，道理明白，而必以女子小人代替臣妾，使人困擾迷惑呢？拿聖人正名的道理來衡量，有必不這樣的譁世立異。朱子也知道這個解釋不當，所以對小人一詞直接解為「僕隸下人」，而於女子一詞是指妾，則不作明白的解釋，只混在「君子之於臣妾」一句中。大概朱子知道正義的解釋不對，乃把它的意義限制在臣妾的狹義範圍中。然而訓詁無根據，用女子代妾，又不合聖人立言的通例，是則朱子的解釋也是不對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