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作者問題，朱熹以為曾子作。學者謂大學之書，理極宏博，而曾子所作語出臆測，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無佐證，不如闕疑。特玩誦其文，平正無疪，與禮記、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為七十子後學所記，於孔氏為支流餘裔，師師相傳，要可斷言也。（以上為民初學人錢基博氏著四書解題及其讀法。）
　　既為七十子後學所記，乃可信也。究為何人所作，不得知者，其學術思想應是儒家正統。然如錢氏所言，為孔氏支流餘裔。儒家正統思想為王道政治，即仁政也。仁政之大者，在人倫；人倫之大者，在忠孝。其精神在人倫與政治二者合為一體，以上為中國文化之特色。愚於拙作儒家思想「尚書」篇已言及此事，即王道政治與倫理的結合，此種精神，為中國歷史演續之要素。
　　今舉例言之。孔子曰：「政者，正也。」上面的政是政治，下面便是人倫。又如忠孝二字，其義亦互紐，所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所謂大孝在為國家盡忠。又如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已經使孝的意義，不是限定在父母身上。於是總括起來，則是既是孝子，必是國家忠臣；既是忠臣，必是家中孝子，這是二位不分的。而整體儒家王道精神無有不同。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顯然孔子答的不是政，而是人倫。而齊景公立即覺悟，「信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可得而食哉。」所以古代政治思想是居人倫之下，人倫觀念是居政治之上。因此孔子可為帝王之師，而帝王便是孔子的學生。在帝王之上，有天、地、君、親、師。人民亦如皇帝，頭上也有天、地、君、親、師。這便是古代中國生存的大範圍，任何事皆有一定的規矩。今天言規矩是封建思想，越自由、越隨便越好，以上所言即是儒家人倫與政治結合的一體。
　　大學記者，承儒家思想之正統，融和人倫與政治。乃如大學開宗明義，即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蓋大學之道是為政，親民是為政；明明德是人倫，止於至善是人倫。所謂人倫便是德教。「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人倫與政合一。大學記者復將道德與為政分為八個項目，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系統在一條線上，說明是不可分開。能知修身之事，然後可言齊家之事；能知齊家之事，然後可言治國、平天下之事。平天下，即是致力天下之和平。治國即是為一國之政。如孔子為魯司寇，兼攝行相事治魯。平天下，欲天下和平，即為孔子周遊列國講說仁義之道，無論齊家平治，皆從修身做起，修身先從正心誠意作起。這是一貫的，誠意是不欺，心正即是正心，正心之方，為用正道正之，正道是規矩；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心中有道，始能正心，始能誠意，這是內心的基準法則。如果不遵守道，其心無從正起，其身無從修起，其國無從治起，天下無從平起。這個道在儒家即為仁義之道，或儒家中庸之道，不是天理、不是自然，不是法家，不是憑空杜撰。我寫此，欲使讀者反觀歐美民主自由、共產政治，皆無有修身、齊家。即彼為政，不言人倫；彼等為政，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關乎此是中西文化之不同，讀者可由此認識中國儒家王道政治與西方近代民主共產截然不同。知同異者，乃可為學與為政，知善惡者，乃可知修身，此是格物致知之效。
　　儒家王道政治，國家興亡責任在人君，不是如明末學人顧亭林先生說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地以為匹夫絕對負不起興亡之責，只是盡其農田納稅出壯丁之責耳。請觀大學記者怎樣說呢？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以上漢唐注疏家，謂一家一人皆謂人君也，人君仁讓，全國之人仁讓矣。人君貪戾，全國之人皆貪戾矣。機，微也。事之契機微妙如此。故人君一人，可以僨事，把國事弄壞；一人定國，把國事安定下來，這個人君影響一國前途與幸福。譬如一國是一部機器，政府即為中樞，或一圜心，人君便是轉動機器之圜心或軸心，當然重要。因此便將國家興亡責任加在人君身上，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人民不與焉。
　　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鄭康成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注云：「有諸己，謂君有仁讓也。無諸己，謂己無貪戾也。」）意思則是人君自己如何，人民然後如何。倘欲民仁讓，為人君者先行仁讓，欲人民不貪財利，人君先要不貪。如己先貪貨財，欲人民不貪而行仁讓，則未之有也，根本無有此事。大學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注云：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注云：辟，邪僻也。僇與戮同。師尹，王子之大臣，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僻失道，則為天下人戮矣。）地案：近代民主共產為政，均無儒家思想積極。在憲法上，尚無元首邪僻失政，而為天下戮之事。由此證之，儒家思想為政者是多麼不容易。這些書是國家有地位的人，始有資格讀而行之，朱子使童子讀之，又有何用。這些應與元首、宰相、九卿、三公、大臣讀，中國之政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