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不言利，唯大學十章半理財，不知記者為誰。朱子謂曾子作大學，然曾子言孝不言利，恐非曾子也。要之孔門諸大弟子中，何人會理財？曰子貢。子貢理財，孔子贊成其事否？曰孔子屢責之。此大學言理財，是否為子貢，或子貢門弟子，不得而知也。考證這些甚無謂，是為學之小道。今欲知者，大學記者所理想的治國之利當如何？是將此治國之利，置於義之下，絕不可因利而去義，然既有此理想，其原則方法如何？我們先看原則。
　　記者曰治國之原則，是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以上為治國用財理財之原則。或曰此原則在今日觀之有的適用或有的不適用。不過其結論在最後一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出亦悖而入。凡言出入，內外皆為儒家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原則及方法。天地萬物莫不有對，人對我好，我對人好。上對下好，下對上亦好。上守信，人民亦守信。上無信，人民亦無信。觀人民有無信否，則可知為政之實情矣。貨悖而入，悖是違義，所謂生財無道之謂也。治國者若生財無道，則人民必以無道報復之。非是有意報復，學習之後成習慣自然。故貨悖而入之結果，是不尊敬有德者之結果，是無德而有財也。
　　大學記者有個寶貴傳統理財思想，所謂傳統者這個思想，中國已經行之數千年矣。即是官商分途，卿大夫、士均不與民爭利。因為卿大夫、士均有國家俸祿，不應當再與民爭利。這個好處，使農工商之民，可以安心為謀利之事，由於卿大夫、士不敢謀利，農工商皆小民，何敢為之，於是士農工商四職的社會便成立了。
　　有學者誤會儒家看不起經營工商業者，其實儒家思想對任何人皆尊重，前面舉子貢為商之事，可以證之。子貢不因謀利而廢學，反而最后在孔子沒後成大道，令人景仰。其所以能如此者，是仁者以財發身，即是借用金錢完成許多道德的事業。子貢並非自私為利者，他的財皆歸之於公用，所以有名聲。大學記者借用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以上是大學原文解釋如下：
　　周行封建，凡是周室子弟及功臣皆分封。大者分國，如姜尚父封齊國，周公有大功封魯，不能分國者分封采邑之地。有采邑封地者，僅次於封國，百乘之家可以用宰臣。大學記者謂為宰臣者，勿以聚斂民財為能事，那種聚斂之臣，要比盜臣還要壞，為甚麼呢？盜臣盜國家之財，不直接盜人民。聚斂之臣能直接剝奪人民，所以要比盜臣還要厲害。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按冉有為孔子弟子，此時為季桓子家臣。孔子不能說季桓子，藉責冉有。以阻止欲對人民加稅，此時尚未加也。孔子說，冉有不是我的學生。（如果加稅害人民的話）小子群起而攻之可也。小子指孔子其他弟子，大家起來共同譴責冉有，不可為聚歛之臣。由此看來孔子是多麼有正義的人，所以才能為聖人。百乘之家既不敢畜聚歛之臣，那麼伐冰之家也不敢畜牛羊了。蓋伐冰之家，為卿大夫以上，僅次於百乘之家有采地者。再下面是畜馬乘者，不察於雞豚，即不與民爭利也。言既能養馬乘之，也是有錢的人，既然有錢便不該與畜雞豚者之民爭利益。小民養雞豚已經很窮困。
　　以上說明一個國家貨財有限度，政府要使得人人有飯吃，不遭受有官位者剝奪。地聞之，古者官商分途很嚴格，違者重辦。不止是周朝，就是清朝亦如此也。聽說縣長離職後欲作生意，清政府規定不能在原縣內、原省內，必須遠去本省本縣，這是合理的，總之中國古代文明是有必備的條件。那些條件至今已蕩然無存矣。不再言作人有規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