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期
　　中國文化的建立以家族為中心，儒家倫理思想的出發點也以家族為基礎。中國人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關係叫做五倫，以此為社會建立的基礎關係。每一種社會關係，各有其相互對待的準則。如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朋友勸善規過，都有其嚴格限制的分際，不容超越。所謂禮節，就是行禮的尺度行禮的規範、階段分明各有其等差。古人說：「禮莫大于分。」又說：「品節斯斯之謂禮。」都在說明禮的尺度不能踰越不容紊亂。春秋左氏傳中說：「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所謂等衰，就是長支庶支之間的大宗小宗之分。可見古代整個社會秩序的建立，從家庭到國家天下，都有其固定的等級差別，任何人不容突破，遵守這些規定的叫做「順」，違反這些規定的叫做「逆」。這是春秋以前唐虞夏商周五代共守的建國基本精神。
　　西方人把親屬之間社會之間人與人彼此相互的恩誼情感都叫做愛，父愛其子子愛其父都是愛，沒有不同的方式區別。中國人則不然，父對子叫慈，子對父叫孝，兄對弟叫友，弟對兄叫恭，方式不同名稱各異。這種區別叫做「綱常」綱是綱領，常是常規，人人準此辦理信受遵行，違背倫常的事，是沒有人敢輕于冒犯的。何以春秋以前的人把兄弟間的禮節看得重，秦漢以後的人們把兄弟間的禮節看得比較輕呢？這都是朝廷政治制度和社會型態轉變形成的。在春秋以前，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之間各有其明顯的階級差距，也各有其家族之間的大宗、小宗、貳室、別祖，嚴格的繼承關係。在春秋以前的宗法社會中，無論是「長子繼承制」也好，或是用「兄終弟及制」也好，兄弟之間的關係，都是家族繼承中重要的一環。不是一般的平等關係，而是繼承地位的主從關係，秩序井然無法超越。古人說：「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嚴名位禮節的尊卑之分，即所謂「禮之大防」，以是維持社會的安定，防止纂奪的紛爭，實在是政治上社會上的重要關鍵。孔子論政治，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這一段書中，孔子一反其用簡單語言答復問題的往例，把正名一事反復申論不厭求詳，旨在說明名稱對國家社會關係之重要性。秦漢以後，變封建而為郡縣，公卿大夫士庶的一切界限全部崩潰，學士文人可以憑個人的才華立致卿相之尊。社會上分別嫡庶的大宗小宗繼承制度，也不受法律的保護，官位選拔由有才識有能力的子弟繼承，家產由諸子平均分配，所有的倫理道德宗法傳統，不再被人重視，因此兄弟之間的關係只是平等互愛的悌，而不能再說恭不恭了。朱熹注論語以善事兄長為悌，就社會實況言是很切合的，所差的只是對「出則弟」的出字無法交代了。
    〈三〉孔子的愷悌風度
　　鄭康成注詩經豈弟君子句，把豈弟解釋為「樂易」；樂是指安和快樂，易是指平易近人，用這兩個字來形容君子的個性風格，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論語二十篇專門紀錄孔子的言論行事，對於生活狀況神情儀態描寫的更為生動深刻。如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說孔子恭敬嚴而有威，這是形容其陽剛之美，屬於發揚踔厲莊重嚴肅的開展氣象，是愷的表現。說孔子溫和安定望之儼然而不凶猛，屬於溫柔敦厚和樂平易的修養精神，是悌的表現。又像說：「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是開展發揚的自然偉大，表現在愷悌的愷道方面，夭夭二字的字義，本於詩經上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新春二月嚴冬初過，桃花初放嫩蕊迎春，那一份嬌豔柔和娟麗出塵的姿態，人人喜愛接近而不敢輕侮，這是形容其內在之美，表現在悌道方面。
　　論語鄉黨篇，對於孔子的容貌言行及心理狀況描寫的更為詳盡，文章之美用詞之妙，為古今文學中的空前絕後之作，對於孔子悌德方面的描述尤為親切有味。如說：「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如這三個字，極深刻的表露了溫和柔順的神態。這是形容孔子的日常生活形態。如說：「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如是愷的表露，誾誾如是悌的表露，這兩句話是形容孔子出而應世時對社會人士的語言態度。如說：「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其言似不足者」，「屏氣似不息者。」孔子在當時位居魯國的大司寇、集司法、軍事、外交職權於一身，但他一入公門，便充份表露其謙卑恭順，矢勤矢慎的神態，無一毫放縱自滿自是之心，這種地方，正足以表露聖人愷悌之德，也正足以顯示孔子之偉大。
　　除了鄉黨篇以外，其他孔門弟子許多對孔子贊美的地方，也多半屬於愷悌之德的敘述。如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朱熹四書集注對這五項的注解是：「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這五項中的溫恭讓都是悌德的表現，良和儉是愷德的表現。又如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答以「恭寬信敏惠。」這五項，和前段的五項大致相同，也是屬於愷悌之道的施行方法。另一項說明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也是答復子張的話，把這段話的內容和前一段對比，可以發現前者是積極的有所為，後者是消極的不求過份，人世間任何積極的德行都有其不可泰甚的消極限制，纔可以適如其分叫人覺得恰到好處，所謂「君子不為己甚。」就是這種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