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正是一個充滿動盪不安，民生極受騷擾的時代。在這麼個政令不統一，「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時代中，眾位哲學家及志士仁人，均分別就其處境，提出一套淑世濟人的方案，而形成我中國思想界所謂的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鼎盛期。其中尤以孔子之學說最能切中時弊、最能取法天道、合乎人性，致遠而不泥。故其後乃領導中國人民之思想、生活，達兩千餘年之久，光芒並遠被歐洲，影響法國啟明時代的哲學，並間接地促成法國大革命，刷新歐洲的近代史。故其學說思想實值得深加研究。
　　而最值得研究的，是他對人性的看法以及對從政的見解；據孔子的判斷，這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孔子以為，人人心中都有一個「仁」的良知良能，這是一種先天的稟賦，故曰：「人之生也直。」〈論語雍也第六〉，關於仁的內涵，多位專家已有探討，此處從缺。唯「仁」與政治參與之關係，頗值得研索；因孔子認為，「仁」是一種內在良知的呈現，而政治參與則為「仁」的一種外在推廣；如果不將「仁」加以延伸，則不能成為一個行仁的君子。且看：
　　微子篇中，孔子授意「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又子罕篇中，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何有於我哉？」
　　由此可見，從政是一種家庭倫理的延續，是行仁的極致。家庭中一切講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仁，行之於政治，亦然；重視長幼尊卑之序的禮，行之於政治，亦然；提倡雍容肅穆的音樂以導人向善，行之於政治，也是如此。其言如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　　政篇〉
　　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引同前〉。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引同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引同前〉。
　　無論就從政導民向善的方法，尊卑長幼的次序而言，孔子均明白地指示出，政治是一種正直心態的實踐以及長幼尊卑的劃定，如此才能行仁由禮。這正是家庭倫理另一種方式的呈現；正由於家庭中重視父慈、子孝，故「仁」為家庭倫理的究竟義，這是最合乎人性、天道的。政治上也必須如此─因為「禮」、「樂」畢竟只是行仁的一種最貼切的「工具」。而非政治理想的攸歸，因此孔子主張政治應考慮到民生的疾苦，為人民謀求福利：〈八佾篇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顏淵篇中，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季氏篇中，「………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子路篇中，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來者。」
　　由此可知，政治的措施以定名分，安人民，富民生，教民禮樂為主；而非榨民力，奪民時，剝民力。前者為「仁政」，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仁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故能近者悅，遠者來。若冉有助季氏榨取民脂民膏，孔子乃號召群弟子鳴鼓而攻之〈先進篇〉；季氏以八佾之樂舞於庭，越禮犯分，孔子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歎〈八佾篇〉。總之，孔子積極地謀求從政，是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行仁，以濟當時社會倫常乖謬，列國征伐紊亂之時局。由於對「仁」的深刻體認，進而發揮「仁」的實踐方法及工夫，孔子之政治理念可說是脈理一貫，直取本心。可惜當時列國國君迷於眼前利益，有善言而不能用，有善人而不能使，乃導致後來的秦併天下。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繫辭下傳〉；同樣地，孔子教誨群弟子從政之方，非特留下在列國爭強中迸射出的智慧光芒，亦成為教導苦難世人如何處困的指南針。

補白：
    心能辨是非，處事方能決斷；
    人不忘廉恥，立身自不卑污。
             ──錄自圍爐夜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