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表現忠道應注意的配合條件
　　忠道雖然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項德目，但卻是人性方面所普遍具備本能，人生比較容易作到的事就是忠誠。所謂忠本就是純出自然不假修飾的赤子之心，孟子認為人生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赤子之忠誠就是其中之一。但事雖簡單、而能夠掌握運用篤實踐履，使心地行為處處合乎忠道卻並不容易。一個人要想作到忠而不失於野，忠而不落於愚、忠而不偏於固，一片赤心事事忠誠而能不至誤事，不得罪人，不惹人討厭也不教自己上當吃虧，似乎比什麼事都難。因此作者認為，對本身要求忠實不欺，對社會要求忠信誠樸，是絕對有其必要的，但實行起來，似乎應當注意以下的幾項條件：
　　１、忠道應當配合知識：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從這段話中可以體會出，忠信二字並不難作到，十家八家就可以找到這樣的好人；但應用起來如何適合於人時地物而沒有偏差，卻有待於學問知識來配合。倘若只有忠信的本質，而沒有適當的學術方法，充其量不過是一位十室之邑的善良百姓而已。要想發揚忠信的美德，對人群對社會有所貢獻，就必須進一步去追求知識和學問來運用配合纔行。孔子教人對於任何德目的實踐都必須配合學問，他嘗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信直剛勇都以忠道為本質，具備這些美德而不能時時修養省察 ，仍然會被事物所蔽而形成狂蕩亂賊之害，這是很危險的。因此孔子對忠道的實行劃定了兩項標準，一是「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另一項則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同樣的忠信之行，何以有君子小人之分呢？此無他，學問的大小知識水準的高低而已。在論語中有兩段紀錄，明確的顯示了忠道的大小是非標準。
　　其一是子張問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為甚麼孔子滿口稱讚令尹子文之「忠」，而不肯許可他能「仁」呢？簡單說：是因為他的眼光太狹、識見不夠遠大。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尊王室，大一統」建立國際間的安定秩序，杜絕兼併侵略的戰亂之源。但令尹子文的目的是相反的，他幫助楚國建立了強大的武力，不斷侵略連年征戰，五十年之間侵滅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四十多個國家，進一步包圍鄭宋問鼎周室，造成了春秋時代的侵略兼併之源，開啟了戰國時期的百年戰禍。這種專制霸權思想，是春秋大義所不容的，所以孔子一句話斷定了他是「忠而無知，不講仁道。」這種狹義的忠君愛國主義，正是古今帝國侵略主義的起源，屬於論語所稱的六言六蔽之流，他的流弊是很大的。
　　第二件是子路和子貢問：「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管仲本來是公子糾的部下，齊桓公〈公子小白〉和公子糾爭奪君位，搶先入國一步掌握主權，把公子糾殺掉，但因管仲才高，寬赦前罪用為大夫。就君臣大義說，管仲本應以一死殉子糾，但他既不能死難，又改節侍候齊桓公，實在算不得是忠臣。子路子貢因其不忠不義所以認為是非仁者，但孔子卻稱贊他說：「如其仁，如其仁。」因為管仲時代的春秋形勢，是戎狄內侵中原諸侯岌岌可危，漢陽諸國滅於楚國，衛國滅於狄人、燕國困於山戎、管仲第一次見齊桓公，就向他建議「尊王室、合諸侯、攘戎狄」齊桓公聽用他的計劃改進政治，建立軍事，連合諸侯，打敗狄人重建衛國，北伐山戎安定燕國、南抗強楚，奠定了中原兩百年的安定秩序。他能忠於王室、忠於齊國、忠於民族，他的目標政策無一不合於春秋大義，孔子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管仲的私生活有三歸反坫奢侈過份，但他卻斤斤計較於對周王命令，必須下位而拜才肯接受，執禮特別嚴格。孔子之稱讚管仲，就是因為他不拘小節而能見其大，合乎王道精神民族正義。
　　２：忠道應當配合經驗：隋代學人顏之推曾說：「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濱之人不信有木多如魚，漢武不信玄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不信蠶絲可以成錦，江南人不信有千人氈帳，河北人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不及也。」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各本所知直言無隱本來是忠的表現，但過份的拘拘於耳目所及的知識和信念，卻未必一定能合乎真理。忠誠實在是好的，但過份的實在卻未必獲得別人諒解、袒白直爽也是好的，但過份的袒直，反到足以導致別人的反感。忠而不諒則近於愚、忠而無禮則失於野，以忠誠袒白的胸懷配合學識經驗，酌乎情，準乎禮，纔能算是至當不易合乎中庸的忠道。關於這一點也有許多古代經典中所列舉的理論事實可資忝證。　　
　　第一件見於論語：「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這一項問答，意在說明行仁要憑經驗，不可過份忠實。下井救人當然是捨生取義的仁懷所應有，但與傳統的游泳者救溺的方法不合，本身下井，一定是被拖下水同死，實在不如用繩索用竹竿安全可靠容易達成目的，這種違反經驗的方式，孔子當然不肯贊同。
　　第二件孔子的言論是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這是孔子憑實際經驗，改善他個人忠實習慣的一項實證。詩經上說：「勿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我們不能以存疑態度否定社會上的一切，但也不應一味袒誠無條件的接受一切。以孔子對宰我尚有未能盡信的地方，何況萍水相逢泛泛之交，豈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不加考慮。
　　第三件是孟子上的一段故事：孟子說：「昔者有餽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而食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孟子上有許多輕鬆幽默的故事，以這一件為最值得發人深省，歷史上常有許多大人君子志士仁人，很簡單的被小人所出賣，甚至影響到國家大政戰爭勝負，實在使人惋惜！痛恨！像這段故事中的子產，他有魚不忍殺生交給校人畜養，實在是君子的仁心仁懷。校人虛構事實說得惟妙惟肖，子產所以深信不疑，也屬於君子待人以誠的善意，這兩者都出於忠的表現。只可惜他疏忽了一項經驗，就是天下廚師都好吃，子產把最鮮美的食品，託付給最嘴饞的廚師去放生，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假若時光倒流，教子產讀到孔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話，也許會「於校人與改是」了。　　３：忠道應當配合當時當地的法律及生活習慣：前邊一二兩篇所談的孝道和悌道，都是倫理問題，關係家庭者較多，關係到社會者較少，本篇所說的忠道，則不但是倫理問題，而多半牽涉到社會問題。忠道的推展，不但足以影響公共道德，而且可以影響到公權力之行使，其效果所及，關係家庭者較少（家庭是血緣關係所重者是情，而不能太講理，更不能講法。）而關係社會公德者較大。因此忠道的表現於行為時，就會自然的牽涉到法律問題，不能不時時提高警覺慎重考慮。
　　中國古代的法律對忠道非常重視，例如現在僅存的古代法典唐律疏義一書，首列十惡重罪，在十惡中除了惡逆、不幸、不道三項，純屬孝道的範圍以外，其餘的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內亂、不義等六項都屬於不忠的範圍，十惡大罪中關係社會倫理者僅只不睦一項而已。此外普通犯罪條文，如禁衛律，職制律等，處罰的對象也是以不忠為目標，其他律文和忠道相關的也不在少數，可見古代中國政府對於勸忠勸孝及社會倫理道德的重視程度。現在我國刑法，雖然不太重視倫理道德的傳統觀念，但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瀆職、詐欺、侵佔、偽證誣告等章，也都是以不忠為其犯罪的內容，可見法律與忠道關係之密切。
　　進一步說：不但中國的法律對於忠道一項特別重視，現代世界各國的法律，對於侵害公權、妨害社會公益，違反社會道德的不忠行為，也都設有處罰的專章。不但是世界上的法律如此，在世界各大宗教的教義戒律中，無不對於不忠的觀念行為，特別加以禁戒約束懸為厲禁。除了法律的條文宗教的戒律以外，世界各民族間所一致公認的社會道德，生活習慣法則，以及工商界公認的交易往來範式，也都把不忠不誠不信的行為，普遍的視為禁忌。
　　假若我們只能夠嚴守本身的忠實誠信，而不顧各地區各民族各時代的社會風尚法律規定，就是在本身自信其為美德善行，同樣的也會惹人誹笑甚至遭人排斥，而難於達成預期的效果，獲得善意的回響。因此作者認為忠道的實行有配合法律及社會習慣之必要。    ─完─

補白：
    知往日所行之非，則學日進矣。
    見世人可取者多，則德日進矣。
                 ─錄自圍爐夜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