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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倫月刊第153期
原信(三)(趙天行)
●趙天行

承上期
     二:中國歷史上重信的傳統觀念
  (一)周易:
  易經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古老的一部經典,易經的內容包括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起源,遠古人民的生活狀況,中國哲學思想、倫理觀念、數學、物理、天文、文學的原始資料,可以說,易經一書是中國遠古文化起源的綜合史。易經上對於一切自然現象的分析研究,和生活觀念的認識判斷,都使用同一種方法,就是貞卜。易經上所說的「貞吉」「貞凶」「利貞」等名詞,過去漢宋各家的注解都作「堅貞」「正直」講、自從甲骨文發現之後,學者從商代甲骨卜詞許多用語中,證明貞卜的「貞」含有「偵察」「求證」「徵信」等涵意。國家有大事待決使用貞卜,只是虔誠的向祖先神明提出「徵詢」,徵求祖先神明顯示有利的解決方法,或以卜兆顯示其對於行事的可否意見。貞卜的目的,在求得「共信」。而不是「迷信」。商代哲人箕子,在其所述洪範篇中有以下一段紀錄: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從這段文字中所說的貞卜方式,及徵信的部門,因其或從或逆而決定為吉凶的取捨標準,可以看得出,古代人對於行事吉凶的徵信方法是多方面的,用龜筮占卜,不過是徵信部門的五分之二,目的是以此取得全民卿士的共信,而不是專賴龜甲、筮草的卜兆。關於徵信的觀念,在周易上也有幾項提示是: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信以發志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周易所啟示的道理,所要求的條件,要緊處即在於「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要作到「行險而不失其信」,纔能算得「貞吉」,纔能夠獲得「無不利。」在歷史人物中,利用貞卜獲得成功的事例頗多,但其動機多半不在迷信而在藉神力博取眾人的「信任」建立大眾的「信心」。第一件顯明的事例是田單即墨之戰,在齊國疆土百分之九十失落敵手之後,田單困守孤城,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因此他拜一個士兵作「神師」,利用神師跳神弄鬼,作反攻必勝的啟示,喚起了全城人民的信心,成就了擊敗燕兵收復七千餘城的輝煌成果。他的貞卜經過是謀及本心,謀及卿士,謀及筮龜,謀及庶民,上下一心建立共信。另一件明顯的事例,是宋朝的名將狄青,他帶兵討伐雲貴兩省的蠻兵,在時令、地理、氣候、裝備,種種不利條件之下,他為了鼓舞士氣,建立全軍上下的必勝信心,他粘合了六枚雙面同紋的卜錢,在眾目睽睽之下,當面擲出了六爻皆吉的大利之卦,堅定了士卒出師大捷的信念,收獲了一戰成功平定南疆的大功。他的貞卜經過是謀及乃心、謀及龜筮、謀及全軍,建立共信。這都是根據周易「行險而不失其信」一語,用「信以發志」,獲得「天之所助,人之所助」之共信。        
   (二)歷代史家的信心:
  因為孔子標舉的政治觀念,是「敬事」,是「立信」,後來的學者,政治家,也多半能本此觀點見諸行事。所以歷來的史學家,也都以「立信」為中國歷史的傳統信念。生於孔子以後不久曾經親灸孔門教育的史學家左邱明,遵照孔子筆削的春秋作題綱,寫成了中國第一部由私家著作的編年史左氏春秋,在左氏筆下所顯示的歷史人物行為事實,都特別強調信字的重要性︰例如︰
  隱公三年傳︰「君子約二國之信、要之以禮,又焉用質」、「苟有明信,可薦于鬼神,  可羞於王宮」,「信不由中(衷)質無益也」。
  僖公七年傳︰「守命其時之謂信。」
  僖公十四年傳︰「信,國之寶也。」
  文公元年傳︰「信,德之固也。」
  襄公九年傳︰「信,言之瑞也。」
  哀公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
  在左邱氏另一部歷史名著國語中,也不斷提示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都必須以立信為重要︰如說
  「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制義庶孚,信也。」
  「信,文之孚也。」
  「信,所以守也。」
  左邱氏所說的「信,國之寶也。」和孔子以「民信」為立國三大要項之一,寧可無食無兵,絕不可以失信,正是同樣的見解。
  在左氏春秋以後,中國第一位斷代為史,創建歷朝史書之規模範例者,是漢書的作者班固,班氏以紀傳表三體為經,和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地理、五行、溝洫、藝文等十志為緯,建立了兩千年的歷史範例,體大思精上繼孔左二氏的春秋,其傳統史學觀念和中心思想所在,仍以「立信」為主,如說︰
  「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徵信、堅強)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信者誠,誠者真,故為繩也。」
  除了左邱氏的編年史,班氏的斷代史以外,第一位貫穿古今作成通史,以帝道帝德為主,建立中國政治傳統的史學家首推司馬光,司馬光以畢生所學,見諸行事,徵諸庶民,寫成了他的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作為萬代帝制典範。他的中心觀念遠本孔子,繼承左班,仍以「立信」為宗:
他曾說: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保民,非民無以守國。」
  「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
  孔子和左邱明所說的信,從個人到社會,從人民到國家,範圍都非常廣,班固和司馬光則把信的使用著重於政治法令方面,範圍比較狹。這是因為春秋戰國以後,學術政治都定於一尊,讀書人的觀念,受了政治的影響,遠不如先秦學人的胸襟放達,這種後果是孔孟始料所不及的,中國文化傳統的轉變也普遍有此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