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期
　  （三）守信與達節之間：
　　在本刊十月號原忠文中，我曾經說到孔子對忠道的表現價值劃定了高低兩項不同的標準，對於信的道理也有同樣的表示。一是說：「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又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為甚麼同樣是守信卻有不同的價值標準呢？對這一點，孟子曾加說明，是：「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為甚麼要憑義之所在呢？因為義者事之所宜，人的行為常因其目標觀點之不同而行為的價值懸殊。譬如勇士俠客，感惠徇知，為了報仇雪怨而奮不顧身：如豫讓聶政之流，這是一種個人的義氣。忠臣義士為了報國赴難，而鞠躬盡瘁，肝腦塗地，如文天祥史可法之流，秉著天地日月光明正大之氣，無私無我為國家民族大義而殉身，則屬於民族精神天地正氣的大義。前者即孔子所稱的小人，後者即孔子所稱的君子。一個人對於行為的進退取捨，目標的正確或偏私，何者為義之所在，有時並不難辨認，但卻很難于抉擇取捨。在論語上也有幾項紀錄足供我們參考。一件是楚國的葉公問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答復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一個人為了守信而告發父親的罪行，這種信足以傷天害理又何足貴。另一件是：「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一個人為了半碗醋而不惜委曲求全，這種人的器量觀念都不值得贊美，豈能明大義識大體，而有所作為。
　　除了以上的兩項事例以外，對孔子的本身的行為去就，也有值得我們省察體認的地方：如像孔子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為甚麼光明如日月的孔子，還有門生弟子不能瞭解的行為呢？是弟子看不清楚？還是他的行為值得懷疑？試舉兩例，略加推測。
　　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段書，古今注解爭論最多，錢賓四先生曾有很詳盡的分析，（見錢著孔子與論語）但於子路不悅一事的原因未加說明。原來孔子的去衛國與子路仕衛有關，衛君的寵臣彌子瑕，和子路是聯衿（見孟子），因此子路對孔子的生活特別關切，惟恐地方人藉著細行末節毀謗孔子的名譽，所以對子見南子一事因關切而失望表示不快。但不知孔子的目的是因魯衛兄弟之邦，政治型態相同，而且衛國的賢臣特別多，都知道尊重孔子，所以想幫衛國推行王政，完成尊王攘夷大業，只要有利于大道之行個人的行動細節是不太重視的。這正是所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的君子之道，孔子所作的「矢之曰」「天厭之」種種表示，正是「信以成之的取信方式。」
　　２、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邑，是魯國上卿季氏的分封地，久已不屬於魯國政府管轄，成為割據之勢。而且費邑地廣人富，與莒國滕國接壤是肘腋之患。公山弗擾是季氏的家臣，叛離季氏，直接傾向魯君。他以陪臣之卑，稱兵犯上，自感人微力薄無獨立能力，所以想請孔子去幫忙，一面指示方向，決定生存發展的策略，一面藉孔子的聲望，取信于魯國人民。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討不臣，實現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為建立統一王朝的張本：家臣叛主當然不對，但季氏旅於泰山，八佾舞于庭，以國卿僭用天子禮儀，「己身不正」（孔子告季康子語）又豈能使部下服從。倘若曉以大義，使公山弗擾脫離季氏，歸順魯公，進而尊王室討不臣，這正是春秋大義所在。何況因此可以突破三卿分割魯國的危局，伸張尊王攘夷的大義，信大義於天下，彰素王之道統，也正合於「義以為質，信以成之」的道理。我們倘若細心研究當時的政治形勢地理環境，就不難瞭解「吾其為東周」的偉大目標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