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期
　　（三）秦孝公：春秋時代，秦國霸業的建立，開始于秦穆公、戰國時代秦國富強以至併吞六國統一中國的霸權基礎，則開始于秦孝公。秦孝公任用衛國來的客卿公孫鞅，建立了嚴刻的法律系統，變更了歷代相傳的政治制度，推翻了以前的封建社會組織，「會民為什伍，而互相偵伺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倍其賦。」「努力耕織致粟貝多者，復（免稅）其身」。「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列入王族）。」他所作的許多法律，都和過去的傳統政制不合，也和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抵觸，但他終于改革成功，全憑著君臣之間的信心的堅定，史記商君傳記：
　　「孝公既用衛鞅，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在歷史上馳名已久，可以說是盡人皆知的老話，但其內容有兩點值得重視，應當加以說明：
　　其一是傳統的突破：中國的宗法制度由來已久，倡行於堯舜完成於周朝：從周朝的王室以至外邦的諸侯公卿大夫士庶，整個的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無一不是以血統宗親為主幹，組織堅強級層嚴密，千餘年無人能夠突破。商鞅以一介書生，客居的外臣，竟有勇氣作這種革命性的建議：秦孝公也能夠不顧宗親貴族的排斥，以及全國人民的反對，毅然採納付諸施行。在短暫的十年之間，建立了新的社會型態，軍事組織，完成了一統的霸業。雖然在孝公死後，商鞅終于被殺，政潮迭起殺戮相繼，在一百年中間換了八個皇帝，（孝公、惠文、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始皇、二世）殺了三十多位大臣，終於二世亡國。後代史論家多半歸咎於商君變法的錯誤，但就事實推論，秦孝公和商鞅的變法革新立致富強，其功效仍然是不可沒滅的。
　　其二是法律信用的提高：中國的政治傳統，向來偏重倫理道德而不太注意法治，社會風尚也是重情理而忽視法律的功效。春秋時代的子產，提倡法治鑄刑書以詔萬民，晉國的叔向貽書勸告說：「民知有辟（法律），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為矣。」這種以講法律為不忠厚不道德的傳統觀念，對中國歷代政治影響頗大，有識之士也無法予以澄清。商鞅能夠不顧朝野上下的反對，悍然推翻歷史傳統，甚至明知其後果之危險而不肯退避，這種堅強的自信心實為成功之源。他的徙木立信之舉，尤足以提高信用的價值，當時所懸的賞格「五十金」，（不是五十兩黃金而是五十斤銅）其交易價值如何現在已無法查證，但有一件故事可以約略證明。史記漢文帝本紀中有一段記載：
　　「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漢文帝時代，距離商鞅徙木立信已達百年之久，百金的物價是「中人十家之產」。現代的中等人家、十戶的財產大概在一億左右，（每戶房屋土地農具傢俱平均約千萬）以此類推，商鞅所立的賞格是現在的台幣五千萬，難怪當時的老百姓，遲疑不肯接受了。他所以提出這樣高的賞格，只在提高人民對法律的信心，更要緊的是教一般人能夠深信政府對法律本身的重視程度。漢代法家晁錯論及當時社會的紊亂程度說：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立法者司法者的遵守法律重視法律，是教育人民重法守法的起碼條件，晁錯所說的「上下相反，好惡乖忤」，和現在的特權干擾忽視法律是同一種毛病，商鞅的改革成功，就在他能堅守立場提高法信，不為勢力特權所左右，對民主法治的推行，實在值得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