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君子的行為，該是正直不阿，而且在任何環境下都不改變，才稱得上具有守正不渝的情操。像是黔婁先生修身清節，雖然物質上的缺乏，使得死後所蓋的被子都不足以蔽體，但是他的賢妻也不願意將被子斜蓋，違背他生平正直的志節。又如曾子臨終，聽了童子進言，馬上更換合乎身分的蓆子，以謹守禮節。可見，正直的行為是要終身奉持的。
　　可是，在言語這方面，是否一定正直不諱，就得看環境了。殷紂王時，暴虐無道，比干忠諫不已，而招殺身之禍。明代方孝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人稱正學先生。只因仗義直言，冒犯了成祖，竟受誅連十族（九族加上老師）之災。東漢黨錮之禍，固然是那些宦官不好，然而學者們言語太直，因此吃了許多苦頭，也造成天下大亂。
　　所以，依照孔夫子教導我們的，邦有道的時候，言語和行為都得正直，而邦無道的時候，正直的行為仍是不可改變，但是言語上，就得學得謙遜、退讓，不可冒犯人，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孔聖人自己就是這麼做的，當那戰國亂世，陽貨想要請夫子出來做官，孔子當然知道他別有居心，夫子心裡著實不願意，但表面上也不便直下拒絕，而敷衍道：「諾，吾將仕矣。」事實上，夫子並沒有再從政，而從事整理文化，教授生徒的工作，改採學術和教育路線，來推行大道。又當孔子制春秋的時候，寫到周朝十二公，愈前代用筆愈正直，往後則遣辭逐漸隱微。到了魯哀公，那是微乎其微，到了極點。這是春秋的筆法，也就是夫子「言孫」的道理。
　　俗語說：「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這禍又是怎麼召感來的呢？正所謂：「口為禍福之門」，言語不能不謹慎！不正直的話，固然不要說，就是正直的話，也要經過一番考慮再說。本來是很好的建議，由於不適切的表達，可能激怒了長上，不獲採納，也杜絕了以後進言的機會。朋友間原有規過之誼，但是交淺不可言深，否則不但好意未被接受，反而惹來對方的怨懟。
　　中國人，民族性的溫柔敦厚，加以幾千年君主統治的政體，自然衍發了讀書人用以諷諫的特殊方式─詩，在溫潤精美的文字中，表達了上諫的心聲，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誡」。又有以圖畫方式，來代替進言的。這都是含蓄、不傷人的”言語”。今日之下，民主社會，言論是自由多了，在報章雜誌上，可以你來我往地打筆仗；會議廳上，除了就事論事，還可以對人謾罵，甚至做”人身攻擊”（真的打起來）。但是，影響如何呢？我竊想，處在今日社會的國民，是不會做詩了，也不必用畫陳情。然而，要達到人際間良好的溝通，不刺傷別人，不惹來怨仇，學學”詩情畫意”的語言藝術，該是必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