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歷史文化中，儒家的思想可以代表，作為國人言行舉止的準繩，而且在儒經中，對仁、對士、對君子的精神與風貌也多有敘述。所以士君子的出處之道，在儒經中，可以尋得明確的軌則。
　　在儒經的敘述中，士君子的出處之道，大約可以歸納成三種規範和典型：
第一種：隱居求志型。如巢父、許由、嚴光這一類人，縱然有仁君聖王在世，也不願出仕做　　　　官。寧願耕漁樵採，隱居於山野，立身行道。這一類人，輕生重道，有抑貪止競，　　　　滌盪世道人心的功效。
第二種：以天下為己任型。如伊尹、柳下惠這一類人，「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又「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縱然天下無        道，也要力挽狂瀾，隨緣盡分，擔當起天下的重任。充分發揮儒家行道濟世的積極        精神。
第三種：因時制宜型。如孔子、遽伯玉這一類人，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當有聖王明君可輔，就出仕輔政，推行仁道，　　　　兼善天下。如果是無道昏君，那麼就隱居求志，待時而動。
這是聖人君子處世的三種哲學。而屈原有安社稷的才能，懷抱濟世的大志，卻因為不遇明君，以致先受重用而得志，最後竟被讒而遭放逐。於是怨望抱恨，進退失據，終於自投於汨羅江以求解脫。由此看來，屈原實在不明於聖人君子出處的道理啊！
　　不然，屈原處於亂世之中，既是「眾人皆醉，我獨醒。」正可以做世人之木鐸，黑暗之明燈，何必怨？既能「舉世皆濁，我獨清。」也大可以遺世而獨立，又何懼同流合污？所以是既不能如李斯之求仕，又無顏斶之曠達；既不甘於伯夷、叔齊的孤芳自賞，又無伊尹、柳下惠的氣度與擔當。惟自怨自艾，不知忍困沉潛以待將來，所以最後終於窮途末路，走上自殺的悲劇；而楚國也不免於淪亡的命運。雖然，屈原死後，離騷、哀郢等篇都是不朽的名著，舉世公推為辭賦之祖，然而這畢竟不是他的本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