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們知道，您是民國２５年在山東省出生，第二年就發生了七七事變，全國開始了八年的對日抗戰；在這麼艱苦的環境當中，您成長並且完成了求學的歷程，可不可以談談您其中的過程和心情，還有您特殊的經歷？
朱：王小姐，您曉得那個時候，真是很艱苦的一段日子。戰禍連年，先是各種土匪到處流竄，還有軍閥的餘孽，然後就是日本鬼子、漢奸，然後就是共產黨，在那段時間裡，我可以用兩點來說明我的感受，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感受也很深切。第一點就是餓，飢餓在現在的年輕朋友當然是很少曉得的。那個時候，自我生下來以後，我的記憶裡頭就是天天挨餓。因此，我吃過洋槐葉、檢樹皮、草根、灰菜、地瓜葉、曲曲芽、各種野菜，我都吃過。有些野菜和草根有毒，吃了臉腫得那麼大！
    另外一個感受，就是恐懼。所以到現在為止，我聽到狗叫，尤其是晚上的狗叫，我特別怕，真是驚心動魄！為什麼呢？當時狗在晚上叫的話，必然是有壞人摸進村子裡頭來。不是土匪，就是八路，要不就是漢奸帶著日本鬼子來騷擾村莊。我母親就得帶著我們這些小蘿葡頭跳後窗逃到青紗帳裡，就是高梁地裡頭去。挨蚊子咬，擔驚受怕，至今難忘。
    大概抗戰勝利時，我八、九歲或十來歲，我父親就死在流亡的路上，然後大概三十八年我們撤退，我就跟著劉安琪將軍的部隊來到基隆。記得那時候有條上海路，現在已經沒有了。上海路有一個守備旅，我在那裡暫時充當沒有穿軍服的勤務兵。那個排長非常好，看到我年齡太小，常常受人欺負，便允許我到澎湖的流亡學校去，那就是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我是那時候才又開始唸書，開始再唸初二。那個學校的同學，大都是    我們山東人，主要是山東八個聯合中學的學生。大家經過千山萬水到了澎湖。大的同學有五千人投筆從戎，我們這些年紀輕的男女同學，就在那裡讀書，然後又大概在四十一、二年的時候、我們就隨著學校搬到員林，成立國立員林實驗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員林崇實高工。所以，現在員林、澎湖都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提起員林、澎湖都有很深的感情，因為那裏有我們的童年，雖然我們常常講自己是沒有童年的一群，童年再苦，員林給我們的記憶，還是非常深切！
    我畢業以後，考取台大外文系，由員林實驗中學到台大外文系，那是個很洋派的系，當時又很出鋒頭，我感到非常不習慣。
王：那時您幾歲？
朱：我二十一歲。二十一歲才上大學，真是老童生。從一個沒有家、沒有父母、沒有朋友，就跟孤兒院一樣的圍牆裡頭的學生，一步掉進台大外文系，感受是很興奮，也很怕，完全是兩個世界。我記得在英千里先生的課堂上，他們傳紙條，商量怎麼去郊遊、去開舞會、開生日Ｐａｒｔｙ（派對），我卻正在打算，下一頓飯怎麼樣吃？那種感受我至今記得。
    畢業以後，我入預官九期受訓，然後到鳳山的步校去受訓，再到金門去當排長，在小徑當排長。因為我是排長，傳令兵把飯端到我桌子前的時候，我真是感慨萬千，那是第一次有人專為我端上菜、端上飯來，我非常感謝。我當兵退役之後，教了一會兒書，也回台大做了幾個月的助教，就到西班牙去。我之所以留學西班牙，並不是我學過西班牙文，我根本沒有學過西班牙文，我第二外國語學的是法文。我當時考取留美，也很不容易考上的。考取了留美，就是因為我沒有家，父親母親不在這兒，又沒有結匯錢，根本就沒有錢，美國人不讓我簽證。在西班牙得到學位以後，我還想到美國去讀書，他們又拒絕我第二次，我當時就發狠，我說一定你美國政府邀請我，我才去；果然，以後二、三次赴美都是美國政府邀請我去的。
王：您用幾年的時間，完成博士學位？
朱：二年多，三年不到。
王：這麼快，從一個不會說西班牙語的人？！
朱：可是王小姐你要知道，我出去讀書，不是在讀書，而是在拼命。譬如，我常在馬德里的一個「西方公園」朗讀，讀了幾個小時回來，同學們還沒有起床。
王：那真是苦讀！
朱：晚上我睡得非常晚，中午睡一下，一本三百頁的西班牙簡史，我從頭背到尾，當然背了後面就忘了前面；但是我總是要每天由一、二頁背到四、五頁。
王：這種學習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加以敬佩。一位從小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做了流亡學生，到您完成了博士學位，接著您就回到了台灣？
朱：回台灣就是回母校台灣大學教書。
王：在台灣大學教書，那是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的事情了？
朱：喔！不，是五十四年。
王：五十四年時候的事情？那很久了！五十四年就進入台大教書？
朱：嗯，教書一直教到現在。
王：現在成為台大文學院院長，也是名滿中外、學有專精的學者。
朱：不敢當。
王：我知道您曾經說過「文學，是探討人類心靈的藝術。」可不可以談談您認為文學創作需要什麼條件？
朱：文學創作，心靈一定要自由。因為不自由，就寫不出好的東西來。我所謂的「自由」並不是表面上的自由，是心靈上的自由。另外要誠懇。如果寫文章不誠懇的話，「不誠無物」，只有很誠懇的話，文字才能感動人心。
王：「自由」和「誠懇」？
朱：我認為是。還要樸實。
王：那您認為文學跟環境之間有什麼關係？
朱：當然人總是離不開環境的，所以文學要具有時代精神。
王：是的，提到時代精神，我感觸很深，剛剛聽到您這段成長歷程，像您在這麼樣的一個艱苦的過程當中，您能夠奮發向上，而我們現在的青年學子，我們擁有的是富足安順的一個學習和生活的環境，可是，不見得大家能夠像你們那個時候的流亡學生，那麼的努力、那麼的向學。您認為現代的青年學子，應該把握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感？
朱：我認為要是有上帝的話，有神明的話，對人、對時代都是很公平的。當時我們那個時代雖然是苦，但是我們心智很澄明，智慮很純一，就是一心想到如何讀書，如何在將來報效國家。現在聽起來，好像讓人家覺得說大話，當時我們的感覺，的的確確是這樣子，想為苦難的國家做點事，所以是心無旁騖。現在年輕朋友雖然說是生活很豐富，但是太多的事物引開了他們的注意了，讓他們很難集中精力，去從事他們的事務、他們志趣所趨的那些事務。
王：那您認為應該怎麼樣來做呢？
朱：根據我的經驗，個人的經驗，現在的年輕朋友，第一要智慮很單純，生活要很純樸。所有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偉人、志士、大宗教家、大哲學家，像莊子、老子，像耶穌，他們那些人，甚至我們  國父，他們共同有一個特點，就是生活簡樸。生活簡樸，才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心靈上的活動。物質的活動，節目愈繁富，精神生活愈貧乏，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一個人要學過簡樸的生活。
　　另外，感情的生活要單純。父母、子女，就是父母子女的關係，親子關係就是親子關係，未婚夫妻就是未婚夫妻的關係，已婚夫妻就是已婚夫妻，師生就是師生的關係。人際關係比較清楚一點，你會少掉許多煩惱。因為人說起來，如果要說到低處的話，也不過是個動物。人之所以成人、成聖、成賢，我想，禮節與人際關係之清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樣會使你心靈很澄明，不會有一些感情上的煩惱。
王：那您和您夫人的感情，您的家庭生活呢？
朱：我的想法，也許跟很多人不太一樣。我覺得講出來有點肉麻！我認為就女人來講，我的看法，像我女兒十七、八歲有十七、八歲的美，女人四十歲有四十歲的美，女人四十一枝花嘛！我認為五、六十歲有五、六十歲的美。所以我跟我太太，現在像二十五、六年前，完全一樣，如果說有一點不一樣的話，那就是我現在看她更順眼。因為經過那麼多年，大家在一起久了，彼此都很瞭解、很信賴、很喜歡。所以每天她下班回來我們見面，都是滿懷喜悅。
王：是的，剛剛聽到您的這一番談話，我們知道，朱教授所說的，像我們的生活要純樸，感情要單純，不但是您在工作上的成就，是值得我們加以敬佩的，而您在處理生活和學習的態度，以及感情的執著上，更是值得我們加以學習。今天，我們非常感謝朱教授到我們節目中來。
朱：謝謝你，王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