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蘇軾於留侯論中有云：「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可見所謂勇，絕非一時情感衝動，憑血性逞暴烈之行徑，而是凡事本於義理，慎思明辨，立定志向，有作為、敢擔當，出以從容恆毅，求其貫徹始終，乃足稱勇。
　　昔子路好勇，孔子誡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又答子路問強，則云：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蓋夫子以勇與智、仁並列為三達德，而謂「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但「勇須好學、知禮、尚義，乃能不蔽不亂」歸結而言曰「仁者必有勇」。仁者，亦即儒家所謂君子，其勇在於行孝弟忠恕之道，克己復禮，內省不疚，故能不憂不懼，見義勇為，乃至殺身成仁。換言之，凡具道德素養者，亦必兼備力行仁義之勇氣。
　　孟子與公孫丑論不動心之道時，引述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並主張補以知言、持志及善養浩然之氣。知言則不惑，持志則不動心，唯須以道義為根本，培養至大至剛、充沛不竭之浩然正氣，然後可以成為仁者無敵之大勇。
　　綜上所述，即為儒家之勇。觀乎我國歷代之仁人義士，或為國家民族之生存，或為文化道統之延續，本儒學之修持，鼓道德之勇氣，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鞠躬盡瘁、奮鬥犧牲，死而後已者，無可計數，然論其表現之崇高完美與夫志節之堅毅剛烈，則莫過於南宋末季文信國公天祥。時權奸當道，朝政敗壞，公弱冠英才，文魁天下，以法天不息為言，而不見用於亂世，數起數罷，終不怨不尤，迄大局垂危，乃應詔勤王，毀家紓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後奉詔議和，以抗論罵賊，不屈被拘，俟間潛遁南行，當國脈尚存，猶避死求生，百折不回，竭慮盡忠以圖興復於萬一，及國脈既衰，則捨生求死，從容不迫，持志養氣，以期無愧於所生。公兵敗被執，數度自戕不果，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警句以明志。元人待以上賓，拒不接受，威脅利誘亦不為所動，乃囚公於污穢土牢，冀磨折其壯志，歷時逾三載，不意公在獄中作集杜詩二百首，並寫指南詩，其中以正氣歌最為感人。四方爭相傳誦，元人乃知其終不可屈辱。臨刑前元世祖猶召見，以丞相位勸降，公長揖不拜，但言唯求盡節殉國，世祖贊嘆曰：「真男兒也」，以鼓樂送赴柴市，公南面從容就刑，享年僅四十七歲。衣帶書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遺贊，其凜烈正氣，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光芒照耀千秋萬世，而文信國公畢生忠貞事蹟，實足以為儒家之勇樹立楷模，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