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是因為有合乎真理的哲學思想——天人合一，作為文化發展的基礎。中國人特別崇尚天道，從日常用詞上可以想見，例如：天理、天命、天生、天性以及畏天、敬天、順天、法天、知天等等，同時更窮人、物的根本，認為其源於天，非天不能生，非地不能養。儒家的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道家的道德經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的記載，因此認定宇宙與人生是一體連貫的，所以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便是依據理性的、系統的、邏輯的與批判的了解，從而得到「天人合一」觀念的基礎。儒道兩家雖然出發點相同，但推演結果卻大異其趣，儒家求循天理以發揚人性，道家卻要約人性以回歸自然。由於儒家思想站在人的立場，而推人情、言人道，切合現實，所以能成為中華文化兩千多年來的主流。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啟示，說明儒家察覺到天道乃基於至誠的行健、中和之理則，才能生生不息，遂以「誠」為貫通天人之道的根本，準此，人道必須法天道、順理性。中庸上說「誠者自成」「不誠無物」，天地因為至誠，便具有永恆性、和諧性、創造性和進化性，故能以生物為心，「人」是生物的種子（核仁），也是造物的結果，但天道之至誠乃順乎自然理性所形成，莫之然而然，莫之致而致，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而人道之至誠，卻必須明乎天賦的理性與智慧，去力行所得到的人性和仁心，發揮種子的功能，以求遂生、厚生、廣生、延生、成全天地之大德，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當以子思發天趣之端，所以中庸開章即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中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又曰「至誠能化」、「至誠無息」。天地至誠，故能「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君子至誠，則能盡己、盡人並盡物之性，以其能成己成物，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而最後仍又歸結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這便是自然至高的天道。漢代大儒董仲舒首倡「天人合一」之說，立論最詳，雖本於儒家易經和中庸，但已出入於道德陰陽之間，後來鄭玄相繼，尚不失儒家繩墨。迄東漢末年，由於國內道教成立，並自國外引進佛教，使「天人合一」思想，增添神靈主宰的觀念。接著有唐朝韓昌黎起來，排斥佛、道、楊、墨，復歸孔、孟，著重人本與民本的思想，反身求誠，居仁由義，一切盡其在我。直到宋明理學家興起，談天、人、心、性、理、氣，始大為風行，既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又與佛老理論相融會。宋周濂溪可稱理學宗匠，立誠敬之教，致廣大而盡精微，其所著太極圖說甚具哲理。明王守仁集心學之大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張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周、王二大儒之立說，實是承先啟後。清代雖興徵實、考據之學，但對「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並無闡揚，及　國父孫中山先生興中華建民國，並倡心物一元的宇宙觀、民生中心的歷史觀、互助服務的人生觀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等，在在均本近代科學的宇宙論、進化論，以互證「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真確性與合理性。
　　總之，天道本乎自然，具有中庸不變、中和自成與至誠行健的理性，乃能生物，這是天地的好生之德，結果便逐漸進化成人。而人有愛智之心，知所以順天行道，必須居仁由義，以求生生不息，符合永恆的真理，這便是中華文化可大可久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