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說：「因性以鍊才」，每個人的天資秉賦及性向，都有差異，但是善於讀書的人，會應因才性、環境，去找出適合自己而有效的讀書方法。
　　清朝有位葉奕繩說他的讀書方法是─抄讀：
　　「我生性很魯鈍，每讀書，遇有喜歡的段落，便抄錄下來，朗讀了十幾遍後，再黏貼到牆壁上。一天下來，抄錄的多則有十幾段，少也有六、七段。就在讀累了，起來散步時，順著壁間所黏貼的，從第一則起，把它背得滾瓜爛熟，一字不漏，而一日當中，也總有三、五次背誦的時段，這樣習以為常。
　　牆壁上黏貼滿了，就揭起第一天所貼而早已熟透胸中的文字，收藏到箱中，後有再續錄的，就補黏在此處。這樣隨收隨藏，從不間斷，一年之中，約得有三千段，幾年下來，便覺腹笥漸富。」
　　葉奕繩這種抄讀的方式，甚為有效，而且是由摘讀、抄讀，以至於精讀。
　　而宋袁樞可以說是從抄書抄錄出一種史學體例。他很喜歡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卻苦於此書的浩瀚淵博！讀到這一年所記的事情，其起因在若干年之前，則或者已忘其來歷，而此事的結果，在若干年後，又苦於不能方便得其究竟，於是袁樞，就把通鑑一千六百多年間的史料，以事情的起訖為單位，約歸為二百三十九件事。書名「通鑑紀事本末」。
　　在本意，不過是深感到翻檢之苦，為自己的研究方便而這樣抄錄下來，書成了，卻在史學界別闢蹊徑，繼編年體、紀傳體之後，成為史學的新體例，這可是袁樞本人所料想不到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