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先生在寄弟墨書中，有段非常深刻的言語：「今之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人，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頭便走錯了路，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又說：「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運有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這兩段話說明了一個現象，就是讀書的目的為何？當然在過程中有很多人為聖賢書所潛移默化而樹立了自己的風格，典範人群；也有些人「食古不化」，更有些人以此為工具，自造無邊果報。
    基本上，知識份子是安定整個人類社會的一種力量，然社會卻益形動亂，其因就在於今日的士人求學，目的只為應付人生，滿足偏狹的私人慾望而已。一位得到博士學位的立委某公大聲的說：「我的二十五史是在廁所裡讀完的。」星雲法師在大陸與中共某高階層人士會晤時，此人說：「在中共高階層裡，只有我懂得佛法。」言猶在耳，他指揮了中共軍隊，對北京天安門的學生大屠殺，讀書人無法彌補歷史的傷口。反而使其化膿流血，這又是為什麼呢？ 
    士人最悲哀的，就是無法在學習過程中，立起一種能進能退卓然清雅的風格。因此，如何獨處，並以此淡雅之情，影響週遭的人，使成一種社會價值。進而在學習過程中，訓練自己分析、判斷與處理事情的能力，有位時不僅能兼善天下，無位時更能獨善其身，進退有據，不為所苦，這是一門有學問。
    孔子當年曾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相比較，一為荒淫國君，敗壞國基，百姓痛恨，無人追念；一為高亮節士，忠肝義膽，流傳千古。漢武帝在國史上算是一位適位的皇帝，但史家稱其雄才大略卻不譽其為「賢明」或「英明」，原因就在晚節不保，發生「巫蠱之禍」，殺子殺臣，有位而無法全終始；宋朝徽宗詩詞才藝傳誦國史，唯兵臨城下，猶盼亂童做法以退敵，終致被金人擄掠，河山蒙塵，此乃有位而不知如何自處。
    原始時，周初之所謂「士」乃是指文武合一者，甚至有專責打仗的義務，因此士不應該只是一個柔弱的讀書人而已，畢竟在這詭譎的人類社會裡，要想為個人或團體付出一分有用的力量，還得要有實力才行。在人類史上曾經震撼世界的蒙古鐵騎，所向披靡，據傳彼等二歲即學騎馬，三歲即放手騎，四歲即挽弓射箭，惜無文化根源，無法維持帝國；有宋一代，重文輕武為中國積弱朝代，但仍享有二百多年國祚，而且出了眾多民族英雄，此乃文化生命靭性所致，由此可知文武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今日士人言行，影響社會的觀念與風氣非常之大，亦是國家興亡的關鍵，因此個人之涵養身行又可不慎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