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先生的遺作《戎孝子和李居士》被發現並發表在杭州的《西湖》文學月刊一九九○年第十、十一合刊上。此文寫道：
    「李圓淨這個人，生活頗不尋常，他患輕微肺病，養生頗為講究。他出門借旅館，必須揀僻靜之處，連借三個房間，自己住中央一間，兩旁兩間都鎖著。如此晚上可以寂靜無聲，不致打擾他的睡眠。他在莫干山腳上買了一塊地，造了一所房子，屋外有石級通山下。他上石級時，必須一男工托他的背脊，一步一步地推上去。有次我去訪問他，見此狀態，甚為詫異，覺他此人真是行屍走肉。他見我注視，自覺不好意思，對我辯解說他有肺病，不宜用力爬石級，所以如此。」
    此文寫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間，當時大陸「文化革命」尚未結束，豐子愷冒著風險寫出文章並私下收藏，可能是為後世留下某些文字資料。注意到豐老當時的心情，有些不免誇張，與事實有距離。我相信豐老作此記錄，只是反映個人的看法，沒有為李圓淨居士作評價，因為全文是雜記體，根本不是什麼「文學作品」。
    李圓淨居士是我的佛學啟蒙老師，廣東三水人，名榮祥，一字圓晉，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徙，家頗富有。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文科，因患浸潤性肺結核，當時又無鏈霉素，異菸胼等肺病特效藥尚未發明，著重療養醫治。他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赴日本西京養病，就帝國大學圖書館閱讀佛經，從而對佛學發生濃厚興趣。歸國後皈依靈巖印光大師，法名圓淨，號無相。並遵印祖命，協助明道上人在蘇州辦弘化社，印行經書，流通法寶，大弘淨土法門，以文字般若，廣結法緣。他以語體文編寫初機佛書，通俗易懂，深受一般信眾的歡迎。著名的有《佛法導論》、《旅行者言》、《護生痛言》、《到光明之路》、《人鑑》、《處世明燈》、《飭終津梁》《至情錄》《博愛》、《瑩盦文集》等。為弘傳印祖教誨，他從印光法師文鈔中摘編《印光法師嘉言錄》，提綱挈領，以簡馭繁，一時不脛而走，洛陽紙貴。我曾收藏他的手書三十多封，分類在一本厚書中。遺憾的是，這些珍品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去，不知下落，僅在一九五一年拙編的上海《覺訊月刊》發表過五封，題為《瑩盦書簡》，至今猶存。最近還被福建莆田廣化寺摘要印送一萬張。他提倡「各宗並弘，指歸淨土」，對天台、賢首、律宗等均有研究，造詣頗深。著有《華嚴經講要》、《梵網經彙解》、《大般若經提要》、《華嚴經疏科文表解》、《大乘起信論指要》等書，闡述法義，獨具慧解，被譽為維摩再來。豐老文中所謂「患有輕微肺病」，是與事實有出入的。據我所知，先師除積極參加弘法工作外，沒有擔任過其他職務。他家庭很富有，曾與一個名叫孫慎儉的居士合資經營「永記祥商行」（設在上海吳淞路哈爾濱路口的一條里弄中），但由於經營不善，虧損很大。他在原狄思威路（今溧陽路）寶安里擁有房產，自己原住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愉園」內，後遷至寶安里二十四號。生活較為儉樸，看不出有過份奢侈的地方。因為上海溽暑苦熱，威脅他的病體，所以每年夏天都要到杭州莫干山鄉居避暑療養。上下山都請男工扶持，並不像豐老所說是托著他背脊一步一步地推上去（當時莫干山有二人抬的竹轎，年邁體弱的都可乘轎登山，不能說坐轎的都是「行屍走肉」。）先師確有潔癖，講究衛生，長年素食，頗重營養。我聽他講過有次出門借旅館，曾租房二間，一間是給夫人和孩子住的，後來她仍因故未到，索性不退租，圖清靜些，卻未說過一租三間，二間空鎖，這恐是誤傳。至於豐文說：「他的房間裡寫字桌的抽斗全部除去，我問他為何，他說這樣可使這房間裡的空氣多些。」此話看來好像似開玩笑，或有意揶揄，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要使空氣多些，關鍵在於打開氣窗，促使空氣流通。一個復旦大學文學士不至於用除去抽斗的方法，讓房間裡的空氣多一些的。
    記得一九四九年初，我曾去永興里拜訪先師，曾遇到他的女兒和女婿（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那時他的夫人和女兒正忙著收拾細軟，準備離開上海。先師堅持留下，似乎發生不愉快的爭論。我感到氣氛不對就匆匆辭去。後來收到先師來信，表示願將永興里房產捐獻給刊印普慧大藏經之用，指定趙樸初、方子藩、鄭頌英、蔡惠明四人為管理委員，房契保存在浙江興業銀行專用保管箱內。這一消息，也曾在《覺訊月刊》上發表過。不久上海解放，百廢待舉，各人自顧不暇，也沒有為此事開會討論，我曾去信普慧大藏經刊印會詢問，但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以後聽陳海量居士說，李圓淨居士失蹤了，不知去向。陳海量居士也在普慧大藏經刊印會工作，與戎傳耀（即豐文說的戎孝子）是同事，對我很熟悉。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戎傳耀來找我，告知李圓淨居士已逝世，屍體在黃浦江白蓮涇岸邊發現，已進行殮葬，要我同去浙江興業銀行開啟保管箱，取房契交大藏經會，我說保管委員有四個，我年齡最小，恐不能代表，你可去找其他幾位。戎傳耀怏怏走了，以後沒有來過。一九五五年發生上海佛青事件，鄭頌英、陳海量被捕，方子藩與我也受衝擊，與佛教界失去聯繫。聽說戎在前年病逝。
    李圓淨居士確是這樣結束他的一生。他在晚年久病不愈，經營虧損，妻離子散，孑然一身的情況下，對人民政府的政策又不理解而走上絕路，這是「業障」的體現，所謂在劫難逃，而因果通於三世，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但看今生作。不能簡單地論斷因果。佛經中說：「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合時，果報還須受」。人的一生，僅是一期的總結，所謂「蓋棺也難論定」。有些是非要待歷史作結論，有些功過需依事實作評價，不能隨便臆測。
    佛教依據「未作不起，已作不失」的原理，提出事物有起因，必有結果的論點，認為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而因果通三世，所作業不亡。東晉郤超（三三一～三七二）在他的著作《奉法要》中指出：「為善者自獲善果，為惡者自受其殃，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淫濫，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者，固亦深矣。」他又引《泥洹經》所說：「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再次論證佛教的業報輪迴論與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善惡報應倫理觀念有著本質的不同。以後高僧慧遠作《三報論》，依據《阿毗曇心論》中「若業現法報，次受於生報，後報亦復然，餘則說不定」這首偈，系統地發揮了因果通三世的學說，從而解決了為什麼賢者顏回竟夭折不壽，而惡夫盜跖卻反獲長壽這一懸案。因此在我們正信佛弟子看來，李圓淨居士出生於富有家庭，但一生多病，最後走上絕路都是他個人宿世業報，並不奇怪。然而他皈依  印公大師，平生贊助諸緇素大德，弘揚佛法，利樂有情，功不唐捐，這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果是分明的，不能籠統地說他「善不得福」。豐老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嚴重衝擊，對自己和李圓淨居士的坎坷經歷，感到迷惑不解，記下有關李圓淨居士生前逝後的情況，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國古諺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一要看主流，二要看歷史條件，作客觀全面分析。人不可能沒有缺點或錯誤。但「瑕不掩瑜」，只要主流是好的，即使有些缺點，也掩蓋不了他明亮的優點。強調求全，抓住一點，否定全面，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對佛教徒來說，特別重視臨終一著。希望命終時「一心不亂」，見佛得佛接引，往生極樂淨土。然而《觀無量壽佛經》說，臨終未現瑞相，亦可得生安養，只是品位高低而已。如唐玄奘著《大唐西域記》載，聖龍樹晚年合成一種長壽藥，過百歲後還不見衰老，國王得藥後也獲長壽，卻把太子等急了。王子求教龍樹，菩薩知道他的來意，他隨手取一根茅草，吹口氣化為利劍，自刎而化。國王因缺了合長壽藥的人，不久亦死了。可見像龍樹菩薩那樣也不能改變「共業」，業力不可思議啊！
    我深信先師李圓淨居士的淨業是有成就的，但他在「共業」中未能闖過一關，不能因此說他未能改變業報。先師在未來世還是能繼續修習，終得往生的。他不愧為近代大德，這一點是毋容爭議的。（摘要錄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香港《內明》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