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後，與我國傳統思想既有衝突，又有融合。實際上佛陀與孔聖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佛陀的「六方」思想與孔聖的「五倫」思想就很接近。這裏談談個人的看法拋磚引玉，敬請  教正。
一、 佛陀的「六方」教示
    在《善生經》中，佛告善生：「父母為東方，師長為南方，妻婦為西方，親黨為北方，懂僕為下方，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為上方。」接看他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父子、師徒、夫妻、親友、主僕以及施主與沙門、婆羅門之間的關係。在這六方之間的關係中反映了佛教的倫理道德觀。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子女以五事「敬順父母」。經中佛告善生：「一者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能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為正業。」父母以五事「敬親子女」：「一者制子不聽為惡；二者指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徹髓；四者為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需。」
    師長與弟子的關係。弟子以五事「敬奉師長」：「一者給侍所需；二者禮敬供養；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師有教敕，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不忘。」師以五事「敬視弟子」：「一者順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問令解善義；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其所知誨授不吝。」
    丈夫與妻子的關係。夫以五事「敬侍於妻」：「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媟；三者衣食隨侍；四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妻以五事恭敬於夫：「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
    人與親族的關係。人以五事「親敬親族」：「一者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親族以五事「敬親於人」：「一者護放逸；二者護放逸失財；三者護恐怖者；四者屏相教誡；五者常相稱嘆。」
    主人與僮僕的關係。主以五事「教授僮使」：「一者隨能使役；二者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醫藥；五者縱其休假。」僮使以五事「奉事其主」：「一者早起；二者為事周密；三者不與不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稱揚主名。」
    施主與沙門、婆羅門的關係。施主以五事供養沙門、婆羅門：「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時施；五者門不制止。」沙門、婆羅門以六事教授施主：「一者防護不令為惡；二者指授善處；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
    可見佛法不離世法，佛陀以「平等互敬」指示優婆塞善生妥善處理「六方」關係，這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二、 孔聖的「五倫」與忠孝信義
    儒家的旨趣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中看重談忠、孝、信、義等方面。《孟子．滕文公上》載：「使契為使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戰國末期儒家根據以上的五倫的綱常演化為「十義」（又稱「人義」）。《禮記》「禮運」篇載：「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妻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十義。」
    關於「忠」。《論語．八佾》篇謂「臣事君以忠」。當時的解釋就是盡自己的一切能力為國君效力。《論語．學而》篇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忠」的特點在於一個「盡」字，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裏並非絕對服從主義，如《論語．子路》篇載：「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指出如果國君言行不善，為臣的隨聲附和，不據理力爭，其結果將導致亡國，是不可取的。可見孔聖學說中也存有民主精神。現在「忠」的對象當然是國家。佛經中有《仁王護國經》，回向偈中報四恩，強調報國土恩。
    至於「孝」。《論語，為政》篇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在《論語．里仁》篇中：「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現在交通發達，男兒志在四方，不一定守在身邊，如有病危亡歿，打過電話趕省就是了。《論語．學而》篇又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可見孔聖講孝，並不是唯命是從，更不是父要子死，兒不得不死。對於父母的錯誤，可以婉轉勸告，要是聽不進去，可以暫時放一放，不冒失，以後逢適當時機還可再提，直到父母回心轉意。孔門弟子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家把「孝」看成是倫理道德的根本。孔聖認為當政者要以孝治家，民眾就會效忠他。《論語．為政》就稱：「孝慈，則忠」。這與佛教報四重恩中把國土恩與父母恩並列，在意義上是一致的。佛經中有部《盂蘭盆經》，被稱為「孝經」。經文說：「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供養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北宋高僧契嵩著有《孝論》，力陳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義理相通。在《孝論．戒孝章第七》，他寫道：「夫五戒有孝之蘊」，謂戒中有孝。又在《孝論，必孝章第五》中說：「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可見在孝道方面說，佛陀與孔聖是殊途同歸的。
    關於「信」。五倫中「朋友有信」，佛教五戒中有「不妄語戒」。信就是誠實不欺，也就是說真話，說話算數，重信用。《論語，學而》篇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不僅朋友間要講「信」，對群眾或下屬也要講信。《論語．陽貨》篇說：「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論語．子路》篇也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門弟子子夏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講信用也是為了上能諫君，下能使民的目的。敦煌佛窟第二百五十七窟有《小沙彌守戒自盡因緣》故事畫，內容是：有一長者篤信佛教，他送兒子到一高僧處受戒為小沙彌。有一居士每天供養寺廟僧眾。一日，居士外出赴宴，留其女在家守門，忘了給寺僧送食物。高僧派小沙彌到居士家取食。少女一見沙彌，心生愛慕之情，求與沙彌婚配。沙彌守戒志堅，不捨佛法，當即反鎖門戶，殉戒自盡。少女破門而入，見沙彌已身亡，悲呼哀泣。居士回家後問明原因，呈報國王，依法繳納罰金贖罪。國王為表彰沙彌信守禁戒，在火化後特為建塔供奉。可見佛教也是重信的，寧捨生命不破戒。
    談到義。儒家所說的「義」含義較多，用法也較廣泛。《論語．微子》篇載：「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這裏是指人倫大義，即等級制度所規定的君臣、父子關係。就人們品德而言，「義就是服從這種等級關係的意識。《論語．為政》篇說：「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子路》篇則稱：「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孔聖認為，個人的得失利害應受「義」的指導，應「見利思義」，而不能「見利忘義」。《論語．述而》載：「不義而富且責，於我如浮雲。」《大寶積經》中佛陀告郁伽長者：「長者，在家菩薩如法集聚錢財，非不如法。平直正求，給事父母妻子，給施親友眷屬知識，然後施法。」這裏所說的「如法」，與守義相同，告誡不能取「不義之財」。《華嚴經》中強調以「眾生心為心」，「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是大乘佛教的三個基本訓條：一、是「大悲為首」，「慈悲喜捨」，把悲天憫人作為道德的出發點：二、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此為行為準則；三、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人」，把個人的利益同社會利益統一，個人解脫與一切眾生解脫統一。佛教把「義」的概念擴大了。
三、融合儒釋，為發揚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共同努力
    佛陀的「六方」與孔聖的「五倫」都屬倫理學範團。就其性質而言是一致的。兩者皆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同時又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倫理道德觀。雖然由於印度和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俗等不同，有些地方還存在差別，但卻是可以融合貫通的。佛陀本看眾生平等和中道提出「六方」說。孔聖為維護社會穩定，長治久安而倡行「五倫」思想。都為建立倫理道德作出貢獻。宋張商英在他所著的《
護法論》中評稱：「儒以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雖然影響不同。但其用是一。
    當今社會需要穩定，法律只能懲罰犯罪，而儒釋的倫理道德觀可在心理上起防禦作用。最能化導人群，止惡修善，淨化自身和社會。《優婆塞戒經》說：「一切善法皆順正法。」我們希望各宗教共同合作，為發揚我國傳統倫理道德一起努力，為實現社會安定同作貢獻！佛曆二五三七年癸酉立春於上海佛教居士林
補白：
    一佛是定  專念是慧  念入佛慧   真成三昧    ───妙空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