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的天災，不同的文化，呈現著相異的態度，中國是內省人事，西方則外懼神權，因此在西方，宗教的權力無限擴展，至十七世紀最為極致，而中國則勤修內政，即使入主中國的外來政權，也至為重視內政的興治，最明顯者當屬清代。

    海洋與陸地的板塊相互推擠，形成了許多斷層帶，當地底的能量藉由此處釋放出來，則產生縱橫的波向運動，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地震。近代的地震研究，源於一七五五年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地震，後來經過許多地震學家的研究驗證，讓大家瞭解到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也明白它的發生有週期性，但是從歷次的震災中得知，昌明的科技，與物質先進的人類，仍然無法避免它所造成的傷害。
    事實上中國在漢代時，對地震已經有初步的研究，東漢的張衡，創製了兩座當時最先進的儀器，「渾天儀」和「地動儀」，使得中國的天文與地理研究，成為全球的先導。地動儀是因應兩漢時期頻繁的地震而產生，它可以準確的測知地震所來的方位，至於能否測出震度的強弱，則因諸多記載散失而無從得知。不過有一回地動儀朝西的龍珠突然掉落，而京師一帶並無搖動感覺，眾人即懷疑其準確性，數日之後，外地的官員回報，果然隴西發生了地震。由此可知地動儀的精密度相當高，所以應該有能力可以測出震度的強弱。
    可惜後來三百年的動亂，各種學術知識流散失傳，兩具代表性的儀器也失落無蹤，形成文化上的大斷層。張衡實事求是的精神，終究不敵圖讖、玄談等風氣，後來的學者，在缺乏知識與工具下，逐漸的疏離自然的探究，在學術上誠為憾事。但是相繼的各朝代，主政者對地震等天然災害的態度，則多視之為警示，往往會下詔罪己，齋戒沐浴，輕刑薄歛等，與十七世紀以前的西方觀念差別甚大，當時的西方政權幾乎受制于宗教，教界常藉由自然災異懲誡當權者，迫其遵從教界的規範。一樣的天災，不同的文化，呈現著相異的態度，中國是內省人事，西方則外懼神權，因此在西方，宗教的權力無限擴展，至十七世紀最為極致，而中國則勤修內政，即使入主中國的外來政權，也至為重視內政的興治，最明顯者當屬清代。
    清聖祖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京師順天府（北平）發生了大地震，隨後餘震頻仍，經過調查得知，三河與平谷兩縣受災最嚴重，許多宮殿、城牆以及衙署毀壞傾倒，民房更是倒塌無數，死傷亦是慘重。不幸的是震後又下起大雨，使得露宿的官民苦不堪言。然而朝廷內，權臣間的爭鬥才剛落幕，繼之吳三桂的叛亂威脅在外，此際再加上天災降臨，萬民憂苦，重重的困難正考驗著年輕的康熙帝。
    由於康熙自幼勤學，遍習漢滿典籍，親政之後，為政的思想深受漢文化影響，因此面臨地震的災害時，即反求諸己，省思政治的得失。除了開府庫十萬兩為撫恤金，凡屋毀人亡者，皆得以補償，此外更召集朝臣，告示「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以大地震乃是警示君主修德不力，政事不協和，治道不通明之故。同時要求君臣上下各自檢討，招禍的原由，清史稿曾記載康熙這一道手諭︰
    「悚息靡寧，勤求致災之由，豈牧民之官，苛取以行媚歟？大臣或朋黨比周，引用私人歟？領兵官焚掠勿禁歟？蠲租給復不以實歟？問刑官聽訟或枉平民歟？王公大臣未能束其下致侵小民歟？有一於此，皆足致災。惟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訟理，庶幾仰格穹蒼，弭消沴戾。用是昭布朕心，願與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康熙要滿朝官員一起來反省｜｜省察地方牧官，有無苛取民財，以媚賂長上？或有朝臣朋比結黨，營私自利？駐外的兵將，有否搶掠民用而不罰禁？租稅財務，是否出納不實？司法刑案，有無冤屈善良？乃至於皇親王公，是否家政不修，讓其家臣侵擾百姓？經查以上諸事，有一事屬實不虛者，都足以招來天譴。若大臣不失法度，小吏清廉不偷，則上合天心，早日平息災戾。願朝中朝外，各級官吏，體感朕之誠心，共同勉勵修治國政。
    康熙謹慎而不苟的面對震災，合宜的對外措施，與誠敬的內在反省，令天下臣民都對年輕的康熙另眼看待，不僅漢民歸附，連擁有重兵的吳三桂，也因漸失民心而最終告敗。康熙處理震災變的務實態度，與春秋鄭國子產「天道遠，人道邇」的精神相符，實是秉承著中國固有的人本文化，為後世主政者奠立了良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