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光精神
    三大部《印光法師文鈔》中，所顯示的印光佛學思想，與他五十多年特立獨行的弘宗演教活動相映照，凝結成了一種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偉大精神｜｜印光精神。印光精神是印光法師對近代佛教的最大真獻，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印光法師一生愛國愛教，修持精嚴；是非分明，儉樸廉潔，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批判假善人，反對當「大通家」，反對個人崇拜；他嫉惡如仇，善於解剖別人，嚴於解剖自己。
    ●拒絕日軍的禮物
    一九三七年某一天，幾位青年僧人看見有人引領看日本軍官到靈巖山寺裏找印光法師，日本軍官拿出當時日本修訂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經，贈送給靈巖山寺，可是印光法師當即拒絕了。他委婉而又堅決地說：「我們這裏的僧眾都是念經的僧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把你們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有關研究人員吧。」（見名僧錄「回憶印光法師二三事」）就這樣不卑不亢地給對方一個軟釘子，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送物。當時日本正對華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蘇州已經淪陷。大師如此不客氣地對待日寇軍官，日寇如果惱羞成怒，獸性發作，大師可能會當場招來殺身之禍，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大師態度嚴正，立場鮮明，毫無畏懼，保持了民族氣節，激發了僧眾的民族尊嚴和愛國赤誠。當時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動不已，深受愛國主義的教育。
    ●譴責賣國行徑
    一九三七年農曆八月初三，在給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復信中，大師更是義憤填膺，滿懷愛國熱忱聲討日寇侵華罪行，揭露並譴責漢奸助紂為虐的無恥賣國行徑，字字真切，語詞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國。吾國許多人私受日人之賄，為彼作走狗，致彼之兇勢益大。使無人為彼用，決不至有如此之橫暴一。」（見復寧德晉居士書）
    大師的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是與他熱愛人民的大慈悲懷聯結在一起的。因此，他對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揮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願國家安危的當局政府權貴們深惡痛絕。他在答復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說道：
    「若不論好歹，惟取其不夭，則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國銀行，與夫殺父殺母之人，何嘗不是幸得不夭之愛子乎！此種不成器之兒子，若夭，是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致令全國人民塗炭，若當日凡屬此類盡夭亡之，則吾國何至無可救藥以待喪亡乎！」（見復理聽濤居士書）
    ●通宗通教而密護諸宗
    作為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佛弟子，三寶之一的僧人，印光法師畢生為衛護佛教殫精竭慮，不遺餘力。而且這時就一點也不分什麼禪、淨、律、密等宗教門派界限了。故而後人稱頌大師是「通宗通教、密護諸宗」。大師在其《宋版大藏經序》這篇論文裏清楚地說明了佛教諸宗的關係和學者應持的態度。
    「綜其所說，厥有正宗，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五者名目雖異，理體是一，可專主於一門，不可偏廢於餘法，如由四門而入一城，如以四時而成一歲。其互相維持、互相輔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
    ●挺身護衛佛門寺產
    至於大師衛護寺廟，保全廟產的具體事述就更有舉不勝舉之多了。例如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江蘇省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準省政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陶在東知事函師挽救，經印光法師安排調停，得以制止。又如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全國刮起廟產興學風潮，印光法師與諦閑法師一起上書民國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設法，纔使當時政府已經制定好的「驅僧奪產」條例未得實施。（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行業記）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為學校所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剃度派無賴僧人與廣濟茅蓬僧人爭訟，兩件事官司都打得不可開交，寺廟幾乎因此廢滅，後來印光法師在蘇州關房中發出信函，講明是非利害，請人干預調停，由於大師的威望，資福寺得以保全；五臺山碧山寺與廣濟茅蓬的糾訟圓滿解決。（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行業記）
    一九三五年（民國廿四年），全國教育會議某教育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群為震驚。時由圓瑛法師及大悲、明道法師、關絅之、黃涵之、屈文六居士等，同至蘇州報國寺叩關請示。印光法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後圓瑛法師與眾居士返滬開會，公推代表入京而願，當時政府纔將原來決議作罷，不了了之，解除了教難。（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行業記）
    以上祇是略舉幾件印光法師衛教的事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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