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地有異常變化時，更加戒慎，如孔子「迅雷風烈必變」，面對不尋常的迅雷、暴風，即使是在夜裡睡覺，也要起身穿戴整齊，端坐反省所作所為有無過失。

    司馬遷在遭受人生最大災厄的時侯，寫下了史記歷史巨著。他寫到伯夷叔齊列傳時，對二位古賢者的遭遇，發出了不平之鳴。孔子曾稱讚伯夷叔齊為仁義之人，但是二位賢人，終身積仁行義，卻落得餓死於首陽山，相較於盜蹠之暴虐不軌，橫行天下，卻能壽終正寢。太史公困惑了，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難道善人就必須遭遇禍害，惡人皆能終身逸樂，這樣合理嗎？司馬遷一再發出感歎，行善未必福，行惡未必禍，君子所信守的天道，何以有此不平？
    不過，太史公畢竟是位明眼人，從孔子的一句「道不同不相為謀」，體悟到內修德性，外行仁義，主體在己，而災異禍福的道理幽微難明。既然立志在修德行仁，則應在自身品格上致意用心，所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必在寒冬之際，才知道松柏之強韌。司馬遷的困惑由是得到抒解，也為他所面臨的災難，注入新的力量，全力完成歷史巨著。
    兩年前的九二一集集大震不是也令人困惑嗎？埔里一帶，寺院精舍處處可見，修行者甚多的清淨之地，何以會遭罹此災變呢？昧理的人必然指上天無眼，甚至懷疑有無天理。然而觀諸歷史，因果似乎不符的事實，俯拾皆是，那麼，該如何信守聖賢之道？誠如司馬遷所說，古聖賢「躬身修德，不問窮通」，其態度如中庸所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修德君子，即使在眾人不見不聞之處，仍要戒慎恐懼自己的行為、言論。平時如此小心，當天地有異常變化時，更加戒慎，如孔子「迅雷風烈必變」，面對不尋常的迅雷、暴風，即使是在夜裡睡覺，也要起身穿戴整齊，端坐反省所作所為有無過失。遇疾風迅雷，便臉色凝重，態度拘謹，並非因為恐懼之故，而是敬重天地。中國固有的天人觀念，以天地萬物為修德的表象，當天地有所變異，則看作是提醒修德君子，德行操守是否有虧？所以天與人是相輔相成，息息相關，並非對立不相干。
    早在三代以前，人們就知道天地萬物有著理序和規律的事實，並無意願性，也無主宰性。周武王伐殷，在誓師時有兩句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因民以視聽，天意在那裡呢？就在人心。人道敏於政事，天道自然敏時，地道自然敏樹，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人若不照道理走，天就不照甲子行。
    人則有「義」與「命」，「命」是既成的客觀事實，如德行科的賢哲冉伯牛得了惡疾，孔子感歎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是冉伯牛的命。「義」則是自覺的主宰，如子路之回答荷篠丈人「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客觀的命，有成敗現象，義則具價值判斷，可以明辨是非，有所取捨。所以，命雖有限制，卻不是善惡的依準，至於行義以達其道，則是肯定人對未來有自覺的主宰能力。
    但是，人類不滿現狀的心理，促使人類想去探究天地，征服自然，往往受困於丁點所知，否定自然規律，導致自我膨脹，使得道德法則急速崩解，亂象頻生，不可收拾。天地自然的變異，在科技發達的今日，仍然不能窮究其所以然，古今許多災害都是肇因於人類的無知妄為，例如擅自破壞環境，而氣溫年年升高；河川截彎取直，水患便年年發生等。要防患災害於未然，唯有體認「萬物皆備於我」的道理，萬物的枯榮，取決於人心，故春秋左傳說：「福禍無門，惟人自召。」美好的未來，端賴自我反省，自我節制，果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
    懂得自我反省的君子，知天命而不怨天尤人，畏天命而戒慎恐懼，所憂的是言行有無缺失，所慮的是德性有無長進，所憂所慮合乎道德正義便是福，否則不堪設想的命中災禍，正躲在不遠處俟機給人致命的一擊，豈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