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儒闢佛、提倡古文，自始至終，一貫主張。
    韓愈生平，好儒者之道，已昌明儒者自任。推崇周孔，佐佑六經，著〈原道〉、〈原性〉等文，以彰孔子之道。其為文章，力倡秦漢古文，力掃六朝綺靡之習，已成一家之言。其文學與思想上之傑出貢獻，為文化史上之共識，自不待言；而其所以力排釋老之主張，實有其本身及社會之因素，表現出為儒家關於政治與社會之衛道精神，及「繼往開來」「以道自任」之抱負，自始至終，未曾改變。
    其本身之因素：在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中說：「韓愈出身寒微，境遇不佳；自小即有傾向現實之人生觀，故不喜虛浮浪漫之神仙色彩。此種思想，自與佛老不合。」除此之外，根據羅克典《論韓愈》，之研究，認為：
    韓愈自七歲開始讀書，便跟在他大哥古文家韓會身邊，耳濡目染都是先王之道，先聖之學；十二歲時，其兄逝世，即跟隨兄嫂鄭氏護喪回河陽，不久又隨嫂避亂至江南宣城，在家勤讀兄遺各種古文書籍；十九歲到長安，又因急於應付進士及宏辭考試，且因貧窮，在長安七八年間均由他人資助生活費，未有機會如其他文人雅士般遊名山寶剎，所以難得接觸到才華超特高僧；尤其是自少就抱定非先王先賢之書不敢讀，那對有關佛道讀物定不願深加研讀；到他分教東都任內，對於眾多品質良莠不齊的僧尼，沿門扥缽，不耕不織，消耗國家人民財力，更將這種惡劣印象，記在浮屠賬上，因此他反佛。
    此段分析，應是符合實情的。
    至於，社會因素：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引韓愈〈與孟尚書書〉，而加以評論說：「唐承南北朝之遺弊，除統治階級外，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亦多享免徵國家直接稅及服勞役之特權，而佛教徒之人數又佔最多數，因此對國家之財政、經濟、國防、社會等方面，損害極大。……遂使護衛儒道之韓愈，深惡而痛絕之！」
    由此可見，韓愈立於「匡救政俗之弊害，申明夷夏之大防」而排斥佛老，主要是基於政治與經濟因素；易言之，其所排斥者，概屬與儒家倫理觀念及人生態度相牴觸之佛教儀式，所謂「教跡」而已；至於佛教所根據之哲學義理，初固不知反，後亦未嘗反，且嘗欲與高僧往還，以解除其現實之煩擾也。
    此可從最初於元和五年，見好友柳宗元與浮圖同遊且讚美浮圖之言，遂作書嚴責，致被宗元譏為「忿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韞玉」；（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次於元和十四年，見憲宗遣人迎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之釋迦佛指骨，遂上〈諫迎佛骨表〉力爭，致後人有「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佛也，為愚夫愚婦言之也。」（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卷四》）及昌黎「道淺無實」之譏。（張楨《康南海傳》）後貶謫潮州，身心兩遭打擊，待親近當地靈山寺高僧大顛、寶通，似頗有領悟，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胸中無滯礙」等言，以及〈與大顛三書〉（註）陳善評謂：「韓愈深得佛旨」，朱熹則以為「所言深回廣大，安得無崇信其言之意」。由是可略知其對佛教了解之改變歷程。
    至其仍然故意隱瞞自己再三要求與大顛結交之經過，反倒謂「故自山召至州郭」，以及辯護並非真正信順佛教，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此蓋文人矜持，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且由此可知韓愈表面為維護道統，其崇儒排佛，始終未曾改變也。   （待續）
    註：案韓愈〈與大顛書〉三通，可知昌黎於未會晤大顛前，已聞其語而喜其道，而為禮之恭，與往日慢僧之態度大殊；乃後之文士，至有所謂此書為學佛者所杜撰。於此，歐陽脩評之於前，曰「實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朱熹斷之於後，曰「絕為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無疑矣！」並將此三書，刊入《朱子大全》中，定為昌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