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法鏡經》是一部早期的譯經，在東漢時期，佛法剛傳入中國時，這部經典就被翻譯成漢語。而早期翻譯經典時，佛經裡的一些詞語名相，尚未有統一的譯法，因此這部經典的用詞略與別部經典有異。

    郁伽祈問
    《法鏡經》是這麼說的：
    在當時，眾祐（即釋迦佛）又遊化回到了聞物國（即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與一千二百五十位的除謹（即比丘僧），及以慈氏（即彌勒）為首的五百位開士（即菩薩）共聚一堂，準備講經說法。而在聞物國中，有理家（即長者）名為甚（又名郁伽）和五百位的眷屬離開了城市，來到給孤獨園，禮拜佛足，繞佛三匝，便坐於一旁。
    此時，另有如給孤獨、善授、大威、諦思、龍威等幾位的理家也各與自己的五百位眷屬，來到佛陀的面前，頂禮佛足之後，便退坐一面。這些的理家跟眷屬都是有志於大乘佛法，且長久來都已培植深厚品德，全部都是想要求得無上正真大道的人。在這個時候，甚理家（即郁伽長者）從座位而起，整理衣著，長跪佛前，有疑惑想要請問佛陀，不知佛陀是否願意回答？佛陀慈悲地允諾，也答應理家會給予滿意的答案。因此，甚理家便代大眾發問了關於在家、出家二種開士，應該要做哪些的修行方法？於是佛陀便應著與會大眾的機宜，先廣說在家的三歸、五戒法義及布施功德，次說出家的四種聖行—頭陀、淨戒、淨定、淨慧，令大眾皆得法喜而去。
    僧俗合譯
    東漢末年，佛法剛傳入中國不久，佛經翻譯的工作也方興未艾。初期，不論是外地的或是中國本地的譯經師們，對於異地的語言及文字尚未熟悉，因此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對於彼此的語言有充分的了解與掌握後，才能也才會願意去進行佛經的翻譯工作。前面說過，這部《法鏡經》也是在這個時期來到中國的。
    這一部經典的翻譯是由一僧一俗、一漢一胡所共同合力完成的。一俗一胡指的是由安息國而來的在家優婆塞安玄，他雖為一名居士，但仍持戒嚴謹，毫分不越，且博誦群經。他在漢靈帝末年來到中國洛陽作買賣，因功封為騎都尉。他志向佛法，常以弘法為己任，當他漸漸理解漢語後，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稱「都尉玄」。一僧一漢指的是中國本地的第一位出家僧人（未受戒）嚴佛調，他是臨淮人，自小便文思敏捷，擅於文章，且非常好學。適值漢末翻譯高僧安世高法師來華，安玄便與嚴佛調共同投入安世高法師門下，一者出家，一者在家；兩人在安世高法師的帶領下，漸漸通曉漢文與梵文，以及佛經翻譯工作的種種事項。
    一僧一俗的他們時常聚在一起，感慨世人是如此的蒙昧無知，以至無法見到聖人的教誨，因此竭思盡慮地想要傳譯佛經到中國。為此之故，兩人也開始自行翻譯佛典，《法鏡經》便是由安玄口譯梵文，嚴佛調筆授二人攜手完成的第一部佛經，時當漢靈帝光和四年（西元一八一年）。此部漢文經典一出，深受當時世人所推崇，評為「盡經微旨，號為難繼」兩人所譯的經典能契合佛經中深奧的道理，且後人難以繼承他們的功業。

    譯經新貌
    這部《法鏡經》只有一卷，未分品目，共九千餘字。本經的異譯本有由西晉竺法護所翻譯的《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以及《大寶積經》中由曹魏康僧鎧所譯的第十九會〈郁伽長者會〉。在佛典翻譯的初期過程中，由於兩地的文化及事物上的不同，使得佛經翻譯的工作增加了困難度。往往，翻譯經典的大師都要字斟句酌、考量再三，才能確立該以何字何句傳達佛經上的原意；而為了保持佛典的原意，譯經師大多採取不加文飾的質樸譯法。
    在安玄與嚴佛調合譯《法鏡經》之前，大部分的佛經翻譯工作多為一人所獨力完成，如兩人之前有名的譯經師安世高法師及支婁迦讖法師，他們的譯經多被評為「質勝於文」，能像此經「質文兼勝」的經典並不多。因此此經可說先開合譯之風，也對後世譯經工作有良好的示範，讓譯經工作有新的局面及更廣闊的道路，後代「譯經場」的規模也逐漸有了雛型，並間接加速了漢地與西域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