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圓居士（？——一九四一），湖南武崗人，曾任《海潮音》雜誌主編、《東方文化》雜誌主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編、武昌佛學院（按：乃太虛大師創立）教務主任，並創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是民國初年著名的唯識學家，重要著作有《佛學講演集》、《唯識研究述要》、《唯識易簡》、《唯識的科學方法》等。
　　民國五十七年，雪公見「唯識」成為時尚之學，不論治佛學或哲學者，皆必須加以涉獵。然因唯識經典「文句聱牙，非有靜定之心，剛毅之力，未易深造，故雖趨之者眾，迄無暢達之象」（〈唯識新裁擷彙序〉）。故老人遂取唐大圓、繆鳳林二居士諸作，令蓮友重新編次付梓，並名之曰《唯識新裁擷彙》，希望能作為初學者登上極峰的階梯。此書當中，唐大圓居士之作（如前文所列）佔了全書篇幅的百分之九十，可見其對於唯識研究之深，乃能善巧方便，接引眾生步入唯識的堂奧。
　　關於這位民初唯識大家的行誼、事蹟，謹據相關資料，略述如後。

　　駁斥《起信論》為偽造之說

　　民國十三年，唐大圓居士接任《海潮音》雜誌主編，當時歐陽竟無、梁啟超、王恩洋諸居士，依序撰文對《大乘起信論》持非議態度，認為此論並非馬鳴菩薩所造，而是中國人杜撰而成。尤其王恩洋居士的〈起信論料簡〉一文，以嚴厲的語氣，批評《起信論》為外道似教，在當時佛教界造成相當大的震撼，許多人對佛教的信仰甚至因而動搖。唐大圓居士見此亂象，遂作〈起信論解惑〉以駁之，並在正文之前說明撰文的緣由：「南京支那內學院王恩洋居上，寄贈所著〈起信論料簡〉，閱之歡喜讚歎，謂能弘揚法相，足以納今世科學哲學入覺路，功德非小。然微嫌好辯，易蹈矛盾，因進忠告，而宣之《海潮音》，不欲與之興諍也。已而舍弟大定閱〈料簡〉畢，告余曰：往讀《起信》，歎為妙絕。今觀王君〈料簡〉，似於《起信》不無懷疑，予因喟然曰：此所謂一翳在目，空華亂墮者。若不為汝分疏，汝將因而失措，後人亦必有由之大惑不解者。然吾修無諍三昧，不願與人爭唇舌久矣！玆略摭數義，稍為論斷，誠非得已，故仍名之〈解惑〉云爾。」
　　在〈起信論解惑〉中，唐大圓居士以「略敘綱要分」、「廣釋疑難分」、「別擇義旨分」三部分，來回應王恩洋等人對《起信論》的質疑，並對於學者的「文字習氣」表達了不以為然的看法：「王君作料簡，無病而呻。又處處擯《起信》為外道似教，詞氣之厲，似非無文字之執者。若云菩薩應世，為護法計，迫不擇言者，曾亦思相宗大師，如玄奘、窺基等，豈皆凡夫？竟不能辨別《起信》。又應自忖通教理遠不奘基，而攻《起信》獨遠過之，真難索解惜乎？王君今日方始應世，王君以前千餘年來，《起信》流行已廣，貽害無窮，何不應世一救？豈真厚此而薄彼耶？此雖由缺行之咎，亦足為執文字起我慢之徵。大圓因有王君料簡，不平者多，又無他人解此鬱結，不得已而一言，世雖欲從文字中覓大圓，而大圓卻了不在文字中。」由此可知，唐大圓居士撰寫此文並非為了證明自己的高明，而是眼見經典遭到曲解，不得已而加入論戰。
　　關於《起信論》遭毀謗之事，印光大師在寫給唐大圓居士的書信中，曾間接提到他的看法：「現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極。而郵傳之便，一日千里。每有無賴小人，若或有人與彼有隙，便妄造謠言，遍發傳單，及登報紙，只欲壞人名譽。不顧自己折福折壽，及將來墮落三塗，受諸極苦，為可憐憫耳。彼等既快所欲，其受此傳單閱此報紙之正人君子，固可備燭其肝肺。而流俗之人，則成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不但世間正人之可為極庸劣人，即古之出格聖賢，亦可為極庸劣人。所以有《法華》、《楞嚴》、《起信》等，為偽造之說。若不究是非，唯以所聞者為是，則三教聖賢經典，皆當付之丙丁矣。」（《印光大師文鈔三編第七．復唐大圓居士書二》）想來，唐大圓居士作〈起信論解惑〉，亦有廓清流俗的動機。

　　解在唯識　行在淨土

　　唐大圓居士於民國初年皈依印光大師，在行門修持上受印祖的啟迪和影響相當深遠，因此他雖在解門上專研唯識，但行門卻以淨土為歸。他在《唯識研究述要》中，即標示研究唯識的目的，乃「為堅固淨業而學」：「今世大亂，人心濁污，故世界亦混濁，欲對治此世，唯修淨業。修淨業即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為當來事上往生；但修唯識道理，若念念念佛，則念念中見佛聞法，現前即可變此世為東方淨土，是為理上往生。凡修淨業者，若執理昧事，則徒勞唐功；若執事昧理，亦弗得究竟。唯善解義而又精進念佛，則淨業堅固，決定成就。」
　　此外，他在《唯識的科學方法》中，也表示自己發願求生極樂，與唯識家發願生兜率內院不相違背：「通常唯識家多念慈氏（彌勒）菩薩，願生兜率內院，如太虛法師所輯之『慈宗三要』，有《彌勒上生經》者，是也。大圓從學佛來，以本願力，親近彌陀，求生安養，所謂隨願往生，蓋亦不相違矣。」此乃因「諸佛清淨佛土，皆不出我自己阿賴耶識所變之相，只因久被無明所蔽，妄現雜染，今既悟徹，即應恆持此念，隨處隨時顯現一切淨土，恆在淨土而受用現成，是為念佛淨土之三昧成就矣。」生兜率與生極樂雖不相違，但唐大圓居士能以求生極樂為本願，可知其深明法門修持難易之利害。
　　其實，於解行二門均甚精進的唐大圓居士，本有出家修行之念，但印祖看他家中尚有老父，便勸他打消此念，因當時學佛藩籬已撤，「在家人研究修習者其多如林，得利益生西方者，亦常有其事，何得要離親出家乎？」（《印光大師文鈔正編一．復唐大圓居士書》）於是鼓勵他以淨土念佛法門為自利利他的良藥，「若遇一切人，但教以各盡倫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則泯而無跡。彼此不妨職業，不耗錢財。似乎人之受化易，而己之擔負輕（按：指無須為建立法化而張羅建築）。而佛法之流行，又易普遍也。」（《印光大師文鈔三編第七．復唐大圓居士書一》）從唐大圓居士的唯識論著裡，我們看到了他對於印祖教誨的貫徹。

　　於佛學研究深造有得且頗有聲名者，往往易將佛法視為一種純粹的哲學，而忽略其實踐的層面，故在立論著述上，每每對大眾造成錯誤的引導。印祖曾語重心長告誡唐大圓居士：「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非只當一種高超玄妙話說說。」（《印光大師文鈔正編一．復唐大圓居士書》）從唐大圓居士融淨土於唯識的思想看來，可知其深知「解行並進」與「事理兼備」在菩提路上的重要性，此或可作為吾人在自行化他上的法式與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