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於西元前六世紀左右形成於印度，由於社會文化背景之不同，其傳入中國後，在衣飾、行為模式、思想方式上皆與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文化發生相當的衝突（註一）。但其傳入時適值漢代中國社會混亂、政治機構崩潰、思想無出路之時，所以很快地流佈於各地域（註二），再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消化混融，遂促成了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涵化」，而有隋唐大乘佛學的興起。二千年來，佛教已成為中國文化裡不可分割的，甚至是極為重要的一部份，在今日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的各個層面裡，佛教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但佛教究在何時傳入中國？卻是一個使人困惑的問題。就嚴格的意味上來講，如非有新的資料的發現，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尚無法求出其絕對的年代。千餘年來一般人所深信的「永平求法說」已為近半世紀以來中外學者的研究所修正。法國漢學家馬伯樂，於六十一年前發表「漢明帝感夢求經事的考證」（10（1910）95～130  馮承鈞中譯，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初編，頁十九～五十一，民二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以來，近半世紀學者們對佛教入華年代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諸如魏略之正確性、四十二章經、遣使時之中國與西域交通問題等皆有所闡發，如梁啟超（註三）、湯錫予（註四）、日本的常盤大定（註五）、那波利貞（註六）、松本文三郎（註七）以及最近的陳觀勝（註八）諸大家都提出了深入的見解。他們的結論已經把六十一年前馬伯樂氏的假說推展得更遠、更正確。
　　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這半世紀來學者們對此一問題之心得與論證，特別是湯錫予及陳觀勝氏的見解，對馬伯樂這篇文章作一修正，並企圖把這些論證綜合論述之，冀求釐清這些爭訟不決的問題。
　　一、馬文要旨
　　馬文首先考證漢明帝感夢求法此一事進入正史之經過，作者蒐集了四十二章經序、出三藏記集、老子化胡經、牟子理惑論、冥祥記、高僧傳、魏書、吳書、漢法內傳、後漢紀、後漢書、洛陽伽藍記等書上有關這件事之記載，加以比較，而認為諸書記載皆源於四十二章經序及後漢記（註九）：作者接著指出以上兩文似未互相抄襲，但不可謂期間毫無關係（註十），「兩文之差別，文體而已，則不能謂二文毫無關係，得謂後漢紀之文出於經序也」（註十一）。
　　作者所提出的結論是：「總而言之，佛教輸入中國之傳說，完全根據二世紀末年之若干信教故事，雖經正史若後漢書魏書隋書之採錄，然不能掩蓋其來源之薄弱也。惟有一事頗為要而必須檢定者，則適當牟子撰其理惑論之時，魏略所誌佛教輸入中國之事完全不同，並未言事在明帝之時，不幸魏略之來源不明，或者其說亦非真相，然其記載已知之事則較優也。」（註十二）

圖表：

　　　　　　　　　　　　　　　　　　　　　後漢紀
　　　　　　　　　四十二章經序　　　　　↙　↓
　　　　　　　　↙　　　↓　　↘　　　↙　後漢書
　　　　　出三藏記集　化胡經　　牟子↙
　　　　　　　　　　　　　　　↙↓↙
　　　　　　　　　　　　　　↙冥祥記
　　　　　　　　　　　　　↙　　↓　↘
　　　　　　　　　　　高僧傳　水經注　洛陽伽藍記
　　　　　　　　　　↙　↓　↘
　　　　　　　　　魏書　吳書　漢法內傳


　　二、四十二章經與永平求法說之形成
　　綜觀馬文，作者的重點只在說明永平求法事蹟之傳說乃源於四十二章經序，而懷疑其來源之薄弱。此外，作者提出魏略的正確性的問題，如果魏略來源清楚的話，那麼佛教的入華年代就可上推，且永平求法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關於四十二章經的年代，為歷來史家所爭論，至今仍未解決，有主張成於吳晉間（即四世紀）者（註十三），有認為出於五世紀者（註十四），聚訟紛紜。但桓帝延熹九年（AD一六六）襄桓上書：「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註十五）裡，「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都是引自四十二章經。由此可見，至少在延熹九年（AD一六六）此經就已存在（註十六）。　　但延熹九年（AD一六六）上距明帝之世（五十八至七十五AD）尚約百年。年代淹久，我們不能遽下任何論斷，但由此亦知，永平求法說絕非向壁虛構（註十七），湯錫予氏提出：（一）四十二章經序出於佛徒之記載（二）東漢可能有白馬寺（三）永平十六年以前之六十五年間中國與西域交通未斷等三點證據以證明求法說之（未完續下期）